那里有海，那里山高，皇帝远
桂林日报
作者：
新闻 时间:2023年07月26日 来源:桂林日报
![]()
图①：在桂林观音阁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陪葬地券（翻拍）
图②：虞山脚下有舜祠，为晋代南下的中原人士修建
图③：伏波山公园前的马援雕像
□本报记者杨湘沙 文/摄
南越国的灭亡，是件大事，但对于桂北地区的人们来说，生活还是要继续，无非是换了个归属地而已。
汉武帝一统岭南后，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改为九郡，秦以来的三郡被废除，统一由交州管辖，变成了一个管辖地域非常大的州，包括如今的两广部分和越南北部地区。而桂林地区在这个时候设置了始安县，第一次有了行政机构，上面属零陵郡管辖，归于荆州。三国时，吴帝孙皓设始安郡，仍属荆州管辖，却是与当年归属南越国的状态不太一样。
从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开始，始安的郡治和县治都设在今天的桂林。据《桂林简史》一书描述：“桂林成为始安郡和始安县的治所所在地后，这里聚集一大批文武官员，桂林也就由一个普通的居民点形成为城镇，逐渐成为历代统治广西的中心了。”
两晋时，始安改属广州，这也是交、广两州分分合合的一段时期；南朝刘宋年间，始安又改属湘州，所以，基本上桂北地区还是归属于湖南地界；南朝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朝廷设置桂州，始安郡又改属桂州管辖，州治也迁设桂林。州一级行政机构的设置，是桂林地位真正转变的开始。
从始安县到桂州，直到公元589年南朝陈灭亡，这七百年间，正是中原王朝由鼎盛而衰落乃至各处军阀混战的时期，这从始安归属的脉络上，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城头变幻大王旗，一觉醒来，又换老大了，是有点乱，不过，对于桂林来说，因为地理位置原因，却有点隔岸观火的味道。而一直以来只是扮演桂北军事重地角色的单一地位，因为行政机构的设置、落地，加上移民的进入，却在这段时期迎来了一段新的发展。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从西汉，到王莽篡汉的新朝，再到东汉，然后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原地区的形势在七百年间，堪称一片混乱，好像但凡能拉起一帮人马，再扯个大旗，虎躯一震，天下从之，然后就能上位一样。不过，因为史料文献的欠缺，至少在普通人的印象中，和中原地带比起来，桂林地区倒是一片祥和之气。最大的事情，也不过是东汉初期，广西南边（包括今天越南的北部地区）的征氏姐妹造反，然后马援过来平乱，一来一回，都经过了桂林。
不过，民间争斗肯定少不了，少数民族起义也时有发生，而处在岭南与中原交通要冲上的桂林，地位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出于领土统一的需要，强化桂林城的建设，自然都在中原朝廷的考虑范围内。秦皇汉武拿下来的地盘，后来的统治者哪个敢轻言放弃呢？所以，尽管大事不多，但桂林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有分量了。这里面既有桂林水陆交通高度发达、能够辐射岭南和云贵的原因，当然也有政治的因素在内。
正如之前所述，桂林从汉武帝时期设置始安县开始，逐渐聚集了一大批文武官员，由一个普通的居民点变成了桂北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仅仅是军事的，更是经济和文化的，毕竟行政机构的设置，是要组织生产，并解决人口和税收以及兵员的问题的。这样的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速度，显然是要比南越国时期只有驻军却没有行政机构强上不少的了。关于这个时期的桂林，史料记载得不多，但大量的出土文物，也在提醒今天的人们，当时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活跃着无数的桂林人先祖，这些先祖，不再只是军事人员了。
翻查相关资料可知，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桂林市南郊雁山的竹园、莫家、大埠，临桂的五通、中庸，先后发现了一批汉墓，全州、兴安也出土过不少晋代墓砖，而南朝刘宋和南齐年间的陪葬地券，也在市区的观音阁和尧山脚下发现。桂林最早的一座庙宇，是位于虞山的舜帝祠，据学者考证，这是晋代南迁的中原人所建。这些线索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从汉朝开始，桂林先辈的足印，已经开始在整个大桂林的地面上四处散布，不再局限于全州、兴安、灌阳等朝廷和南越国对峙时的边境地区了。这个结论让我们意识到，桂林其实还真的就是一座移民城市。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桂北地区就迎来了躲避战乱的移民，但规模不大，人数很少。要说到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大量移民，还要从秦朝算起，前后较大规模的移民据统计总共有三次。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也就是秦始皇一统岭南的那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有史料说一统岭南后，这一年输往岭南的移民非常多，“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五十万的人数可能有点夸张，中间很大一部分可能是补充兵员，但在中原的农民起义尚未展露苗头时，作为统治岭南的需要，多移民一些也属正常。可以想象得到，虽然往象郡、南海郡遣戍的人数要占大头，但桂林肯定会留下一部分人口，所谓风过留痕，雁过拔毛嘛。只是这些留下的人口大多可能集中在兴安溶江一带，这倒是为汉朝后来设置始安县打下了基础。
按照《史记》的记载，第二年秦朝又移民了一批人，“三十四年，适治狱不直，至筑长城及南越地”。能把筑长城与流徙南越地相提并论，估计人数也不少。
第三次大批量移民，就是应南越国王赵佗所请了。史书记载，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说是衣补，其实就是解决手下军士的婚姻问题。赵佗求三万，秦始皇只给了一万五，不是很给面子，但也聊胜于无。不过这一万五千女子，去南海郡的应该更多，毕竟那里是赵佗的驻地所在，这样来看，留给桂林的女子估计就不多了。
尽管只要时局一动荡、战火乍起，古时中国的人口数量就呈现负增长，但一旦时局稍微稳定，统治者们也十分注重人口数量的提升。秦朝的这三次大规模移民，让岭南地区人口大增，而坐落于湘桂走廊的桂北地区，在这段时期迎来了大量的人流。大部分的人口继续往南或东南走，但只要有少部分人留下来，就已经足以让桂北地区的人口数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量退伍、选择就地扎根的士卒，秦朝有组织的移民，湖南、江西、湖北等地携家带口寻求发展的百姓移民，从秦朝开始，一直到三国的甘露元年，三百多年间，人口的增长足以让吴帝孙皓在桂北地区设郡了。到南朝梁天监六年时，再设桂州，治所又放在桂林，也是惯性使然，一点都不奇怪。有人才好办大事。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秦朝之后，到汉武帝消灭南越国、设始安县，再到三国时吴帝孙皓设始安郡，包括后来的两晋南北朝，虽然由朝廷出面组织的大规模移民不再出现，但民间的自发流动还是络绎不绝。实际上在汉朝，因为惯性使然，也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有组织有纪律”地往岭南迁徙罪犯的局面。
《三国志》里有薛综上孙权疏称：“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之……自斯以来，颇中国罪人杂居其间。”
《汉书》也有记载，成帝时，浩商的兄弟杀了县里的官吏逃亡，结果兄弟都被抓了砍头，“家属徙合浦”。合浦，这是能看到海的地方，东汉马援征交趾，就是先到合浦的。王莽篡位时，有几个朝廷大官因不服王莽，“皆免官，徙合浦”，看海去了。据《后汉书》记载，南郡华容人（今湖北监利县）胡刚，在王莽摄政时，“亡命交趾，隐于屠肆之间”。胡刚是东汉名臣胡广的六世祖，颇有家底和清誉，这样的人，一看形势不对，也往南逃，还一逃就逃到了交趾，而那也是可以看到大海的地方。
当然，最厉害的还要数东汉末年苍梧郡广信县的士燮家族了，“其先本鲁国汶阳（今山东宁阳县）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赐”。这个厉害，从山东跑到交州来了（交州和交趾是两个概念，这里不多说了，大抵是交趾一直在交州的范围内）。据资料记载，士氏家族是汉末三国实力雄厚的地方势力，士燮及其三个兄弟共领四郡，占岭南疆土过半。在岭南及越南历史上，士燮威望极高，不在河北石家庄人、南越王赵佗之下。有学者考证后认为，在岭南扎根落地的士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实际上已混成了岭南地区土族阶层的代表性家族。
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往交趾跑的名人大家不在少数，这是一个让桂林人从感情上来讲可能不那么容易接受的现实：那个时候，南边靠海地区，比桂林地区更有吸引力。据记者推测，这里面最大的原因是：既然是逃跑，不管是真有罪还是被冤枉，又或者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纯粹为了避祸的，当然都是越远越好，跑到能看到大海的地方，去无可去，只好歇下来了。在航海业尚未像今天这样发达的古代，这大概已是古人能够想象到的天涯海角了。就连之前所说的安徽人薛综，其实也是“少依族人避地交州”的，从小在交州地区长大。
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揣测出这段时期桂林地区的基本情况，也大致能够揣摩出那些南下家庭的心声：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再等；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缘分落地生根……
天上宫阙，不知今夕是何年。也不知道，明天的太阳，会从哪边升起？有些人留下来了，选择了桂林，但更多的人，还是一脸茫然的表情继续南行。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这个方向，基本上就是交趾了，那里有海，那里山高，那里皇帝远。
其实，不光交趾，就连苍梧郡，也就是今天的梧州，在当时都要比桂林更火。
据学者根据《汉书·地理志》和《续后汉书·郡国志》统计，西汉到东汉，从汉平帝到顺帝的一百三十年间，东汉岭南七郡的人口要比西汉岭南七郡增加了三十余万人。从全国范围来看，自西汉元始三年（公元3年）开始直到隋朝，全国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而桂东北沿湘桂走廊往南地带却与此相反，人口增加了七倍多。不过，由于基数低的原因，桂林的实际人口数量仍然较低，据《临桂县志》记载，南朝刘宋年间，始安郡领县七个，共有三千三百八十三户，人口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人。哪怕算上躲在山里不敢出来因而未能报上户口的古西瓯人，仍然称得上地广人稀。
当然，在梁天监六年设桂州、把管辖范围扩大后，尤其是隋唐宋时期，岭南不再像南越国那样偏居一隅、独立于中原后，桂林城的水陆交通地位，终究会让自己一步一步地慢慢赶上来。而凭借桂林城的修建，凭借桂林城所散发出的文化魅力和山水魅力，桂林后发先至，超越交趾、苍梧、郁林等地，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从汉朝到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七百年间，和桂林扯上关系的名人，史料上记载的不多，赵佗算一个，他的南越国影响过桂林的兴安地区；马援也算一个，他重修了灵渠，但他的重心却在交趾，在那里他待了三年多，平乱，搞建设，而对于桂林来说，他更像是个过客；可能更值得一聊的还是颜延之。这个南朝刘宋年间来桂林当太守的文化人，在桂林当一把手当了四个年头，按现在桂林文化学者的普遍看法，颜延之是开桂林学风的第一人。
在始安县时期，谁是县令，记者没有查到相关史料记载；孙皓设始安郡的时候，谁是太守，记者也是一头雾水。看来，这个艰巨的考证任务还得交给专业的历史学家来办。不过，就目前记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从甘露元年设始安郡到颜延之来桂，一百五十余年间，太守应该有不少，但给桂林人留下印象的，好像还就颜延之一个。
所以，聊桂林那些事，颜延之是绝对避不开的。
上一版
放大
缩小
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