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制药厂：一份来自桂林的荣“药”
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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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时间:2022年11月09日 来源: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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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过去桂林制药厂青蒿琥酯生产车间一角。记者苏展 翻拍
图②：桂林制药厂位于上海路原老厂照片。记者苏展 翻拍
□本报记者苏展
因为“三线建设”，来自全国各地大批有实力的工业企业迁户桂林，让桂林工业发展迎来一次腾飞机会。也因为这样的“工业大迁徙”模式，使得当时全国各地的人才在那个时期集中移民到桂林。
“三线建设”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而在此之前，为了促进国家工业化进程，类似的“工业迁徙”模式就已经开启了探索阶段。1960年，作为沿海工业发达城市，上海选定108家企业内迁，其中16家约3000人响应党的号召，搬迁到广西，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这个行动俗称“支边”或者“南迁”。在这16家企业中又有4家迁至桂林，其中一家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桂林制药厂（桂林南药前身）。
1960年，我的家从上海搬到了“上海路”
许国华出生在上海。1960年，他只有5岁，这一年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他的父母在上海唐拾义药厂上班，因为国家号召，他们积极响应，决定跟随整个厂一起搬迁到桂林。
唐拾义这个名字在近代中国医药界可以说是鼎鼎大名。资料记载，唐拾义为广东人，青年时在广州博济医院学西医。1908年与其长子唐太平共同创建广州唐拾义药厂，1913年于上海创办上海唐拾义药厂，1930年创建香港分厂，1943年天津设立办事处，逐渐形成一个以上海唐拾义药厂为龙头的大唐氏制药企业。这是我国成立较早，规模较大且成批生产西成药的药企。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上海唐拾义药厂为上海私营制药厂中八大家之一。
在唐拾义药厂决定搬迁至桂林之前的1958年，桂林也成立了自己的制药厂，但与唐拾义药厂相比实力相差比较悬殊。当时，桂林厂只有生产工人24名，学徒100人，而上海厂有生产工人和技师166人，有的已在制药岗位二三十年；生产规模上，上海厂年产片剂25亿片、丸剂4亿粒、化学原料药126吨，而桂林厂年产乳酸钙等发酵类药106吨；生产设备上，上海厂有压片机、颗粒机、糖衣机、制丸机及各类机床146台，桂林只有38台……
由此可见，上海唐拾义药厂迁入桂林，对当时桂林乃至整个广西医药行业以后的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对于当时5岁的许国华而言，这些事情他不懂，也不重要，他只知道可能要和父母一起出趟远门，暂时告别弄堂里的玩伴罢了。
1960年，4月中旬至5月初，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上海厂257名职工，连家属一起900多人全部“迁到”桂林。5月9日，桂林市制药厂召开职工大会，会上中共桂林市委组织部正式宣布：两厂合并为地方国营桂林市制药厂。
新厂坐落在当时一片荒芜的龙船坪荒地上，厂门前原有一简易道路，后拓展为城市主干道。如果你长期生活在桂林，应该有注意到，在桂林很少有以其他城市命名的道路，而桂林为了感谢上海的这一次支持，特将该道路命名为“上海路”，厂侧面的一条则命名为“上海南路”。如今虽然制药厂老厂区已经搬迁，但上海路依然继续服务着桂林人民，更成为两座城市那一段友情岁月的最好见证。
就这样，1960年，许国华的家从上海搬到了“上海路”。
共同的名字
在新中国的起步阶段，全国工业发展一盘棋，当时工业发达的东北和上海两位“老大哥”就是以这样一种“连根拔起”直接移植的方式向全国落后地区提供支援，唐拾义药厂迁户桂林的这次行动俗称“支边”或者“南迁”，而随后“三线建设”启动，这样的“工业大迁徙”模式进一步铺开。
“支边”而来的桂林制药厂为桂林现代医药工业腾飞播下了种子。1965年，作为“三线”项目的桂林第二制药厂（以下简称“二药厂”）开始筹建。这里需要提一句，“支边企业”是以支援边疆经济建设为主，而从“三线建设”开始，这样的“迁厂运动”除了平衡全国经济发展外，更多了一层“备战”属性。
青霉素，又被称为盘尼西林，是能在细菌繁殖期杀灭细菌的一类抗生素。在二战时，它被誉为二战“救命药”，是重要的军队物资。解放前，我国抗生素生产都还是一个空白，1960年广西都没有生产青霉素制剂的药厂。
了解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当时的国际形势复杂严峻，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为解决当时广西缺医少药的状况和适应备战需要，国家就决定在桂林筹建这样一个大输液车间和一个抗菌素车间。这个项目就是桂林二药厂。
1966年，七里亭长山脚下，二药厂建设拉开序幕。随后，来自南宁制药厂、华北制药厂、上海制药三厂的若干技术人员和工人陆续调来，成为桂林二药厂的主要技术力量。
当年的建设条件不必多说，基本就是肩挑背扛，人们每天天不亮从三里店步行五公里到荒谷搞建设，到傍晚再走回三里店驻地休息。那时他们的口号是“活着就是要为社会主义拼命干”。
二药厂建设之初，原设计是生产西林瓶装青霉素的。但当时国际反华逆流对我国实行“卡脖子”，胶塞来源成了问题。大家便决定自己动手，制造一种卡口瓶青霉素分装系列设备，包括卡口瓶封口机、插管机、刮粉机、洗瓶机等。1969年，二药厂拿出了第一个产品——注射用青霉素G钾。此后，大输液、小水针也相继问世。
如今，许多人可能都很难分清这些“迁入”企业过去到底是“支边”来的，还是“三线”来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叫做“奉献”。
桂林的抗疟“天团”
聊桂林制药厂的故事，不得不提青蒿素和青蒿琥酯。在整个桂林医药产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历程中，这两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此前老厂故事系列桂林芳香厂的篇章里已提过，1967年，我国启动了代号“523“项目，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集全国科研之力寻找抗疟药物。大家熟悉的屠呦呦是该项目课题组组长，更有来自全国60多家科研机构参与了“523”。这样的投入在当时可以说是举国协作。
今天很多人都很容易将“523”与青蒿素划上等号。事实上，当时“523”项目研究是多维度开展的，主要的任务是在较短时间内重点研究解决抗药性疟疾的防治药物、抗药性疟疾的长效预防药以及驱蚊剂等3个问题。而桂林是深度参与了这个项目。
在1969年，桂林芳香厂就与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地区五二三小分队、南宁化工厂合作开始进行“523”驱蚊剂的研究。这种驱蚊剂是针对边防地区各种带毒性的蚊虫而特别研制。
1972年，以屠呦呦为主的“523”项目研究人员成功提取了高效抗疟成分青蒿素。但青蒿素存在水溶性欠佳的问题，无法制成针剂用于抢救重症型疟疾。正是因为如此，1977年，桂林制药厂接受国家“523”办公室下达的任务。大家熟悉的桂林制药厂工程师刘旭与其团队开始了“青蒿素结构改造”专题，目的是“提高疗效，解决水溶性问题，探讨结构和疗效的关系”。
1978年，桂林芳香厂与广西植物研究所合作的青蒿素提取中试工艺通过了技术鉴定。同年，桂林“523”办公室召开青蒿素应用问题研究会，二药厂也参与到项目当中，主要负责研制生产注射剂用青蒿琥酯。
至此，桂林芳香厂、桂林制药厂、桂林二药厂三个单位正式组成桂林抗疟“天团”，同时参与到“523”中。
简单地说，当时桂林芳香厂任务是从青蒿草里提取生产青蒿素；桂林制药厂则是要将这些青蒿素进行二次研发，最终制出水溶性更好，治疟疗效更好的药物，也就是青蒿琥酯；桂林二药厂则要将这些青蒿琥酯再加工，制成注射剂。
在桂林“抗疟”的厨房里，芳香厂“备料”，制药厂“炒菜”，二药厂再“调味”。
中国医药的“国际名片”
关于青蒿琥酯后来如何获得成功、扬威全球的故事，许多报道里都已反复提及，这里不再赘述。在青蒿琥酯被研制成功的过程中，桂林制药工业发展也迎来了“黄金时代”。
到1989年年底，除了桂林制药厂和二药厂，桂林还同时拥有桂林第三制药厂（桂林集琦前身）、桂林第四制药厂（桂林华润天和药业前身）、桂林中药厂（桂林三金前身），一共5个制药企业，它们的名字在广西制药界可以说是个个如雷贯耳，对于桂林市民更是如数家珍。它们也在那个时期携手将桂林药业推向第一个制高点。
资料记载，1988年，桂林市医药工业总产值达到11812万元。桂林市医药工业总产值占全广西医药系统总产值26.55％，特别是化学制药占全区43％。高质量的产品使桂林医药产品出口创汇逐年增加，1988年，12个产品出口五大洲，年创汇564万美元。
到上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大幕落下，参与“523”项目的制药厂、二药厂、芳香厂也各自经历着适应、改变与挣扎。
1997年，桂林集琦药业（原桂林三药厂）将桂林芳香厂兼并，成立桂林集琦香料有限公司。至此，桂林芳香厂的故事告一段落。
2001年，桂林制药厂发起成立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同年兼并二药厂。有趣的是，这两个厂，一个因为“支边”落地桂林，一个因为“三线”在桂林生根，后来又因为青蒿琥酯结缘，经历多年磨合，至合二为一，恰到好处。
2003年，桂林南药正式成为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成员企业，桂林与上海的这一段缘分得以再次升华。
2012年，桂林南药完成了从上海路到七里店的整体搬迁工程，再次开启发展新纪元。
经过多年的发展，桂林南药已经成为一家专门从事化学药物研发、生产和销售的综合性医药企业，公司生产的产品有片剂、胶囊剂、注射剂、原料药等四大种类200多个品种，是目前广西最大的医药出口企业。
据悉，截至2021年底，桂林南药生产的青蒿琥酯类药物累计已拯救全球重症疟疾患者4000多万人，全年实现产值达11.2亿元，销售收入达10.5亿元，其中海外销售收入为7.9亿元，已逐渐成为中国医药的“国际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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