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贞节牌坊的那些事
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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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时间:2022年03月24日 来源: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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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灌阳县文市镇月岭村“孝义可风”牌坊，道光十四年（1834年）旌表
图②：立坊记事
图③：留村贞节牌坊的石匾
图④：灵川县九屋镇江头村重建的秦氏贞节牌坊，清光绪癸未年（1883年）旌表
民国以前的桂林城乡，多地建有牌坊。牌坊是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也有一些为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用于宣扬礼教，标榜功德；还有的是用来标明地名的。记得看过一张清末民初桂林府城北门的老照片，城门内的大道上，一座接着一座，矗立着约10座高大雄壮的石制牌坊，内容不详，但牌坊朝向均面北，以示对朝廷的尊崇。桂林城的其他城门内外或其他街道上竖立的各式牌坊，以及靖江王城正门外的正阳街（是为桂林城的中轴线），想必旧时也会有多座牌坊竖立，由于手头缺乏资料，无法道出大致的情况和数目。而在民国前的灵川县城三街，在镇上3条主大街上曾立有12座石制牌坊，加上文庙前竖立的2座，整个县城便有14座牌坊。这些建在城内的牌坊，或由官方建造，或由官方应诺修建，一般都选材考究、工艺精湛、誉词拟对讲究，建得高大雄伟，形制通常是放大版的“四柱三楼三间冲天式”，少量的建成带有“屋顶”的牌楼。
纵观桂林城乡各类别的牌坊，数量最多的当属“贞节牌坊”。“贞节牌坊”在民国以前桂林下辖的大多数县应该都有，只不过是时过境迁，绝大多数已损毁。
史上的贞节牌坊，虽然对失去家中主要男性劳动力的家庭来说，是一种“赡老抚孤”的激励手段，但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对妇女不人道禁锢的物化表象之一。中国社会进程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兴起，对女性的伦理要求推崇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时，中国妇女的地位和处境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据有关资料统计，由西周至五代约2000年，有记载的贞节烈女仅92人，宋代（存世319年）增至152人，元代（存世97年）359人，明朝（存世276年）贞节烈女人数达到空前的27141人，清代（存世268年）受到旌表的贞节烈妇竟然高达100万人。清代虽没有“夫死不能改嫁”的律规，但整个社会对“贞节”的过度推崇，无疑是套在妇女头上的一道沉重的精神枷锁。清《礼部则例》规定：节妇，即“自三十岁以前守至五十岁，或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及十年，查系孝义兼全厄穷堪怜者”及为夫守贞的“未婚贞女”。
仅以灵川县为例，查民国十八年版《灵川县志》卷七载，清朝期间，灵川县受旌表的“节妇”共63位，其中立有贞节牌坊8座（含立于五里排的“一门双节孝”），没列入朝廷旌表而在县志上有记录的计201位。这些“节妇”守寡年龄最小的为17岁，最大的28岁，超过28岁守寡的概不收录，更有订婚还没成婚，夫死后过门守节终老的“未婚贞女”；其中有近20位到了20世纪20年代已年届八旬还在世（以上数据不含原属临桂县东乡的大圩镇、潮田乡、大境瑶族乡和海洋乡南半部的数据，也不含救夫、殉夫和“遭寇守节致死”的“烈女”）。
在民国前的灵川县，受旌表并竖立贞节牌坊最多的村落当数今九屋镇江头村委江头自然村。据民国十八年版《灵川县志》卷七“节妇篇”载，仅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至清末（1911年），江头村便有官府记载的“节妇”13位，其中受旌表的9位，均为子孙获得科举功名者，后人竖立贞节牌坊3座。在20世纪60年代的“破四旧”运动中，曾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现修复一座，重建一座。像“节妇”数量这么多，受旌表这么多，立贞节牌坊这么多的自然村落，在桂林广大乡村，能出其右者，估计不多。
在桂林这块地界上，修建得最气派的当为灌阳县文市镇月岭村的“贞节牌坊”。这是一座桂林市目前保存完好、制作精美、刻有皇帝亲笔题词的清代石牌坊。由于被旌表者被“诰封夫人”，抠门的道光皇帝虽御笔题词“孝义可风”，但却只是拨付库银三十两，竖牌坊以示彰显。但逝者后人则耗银数百两、耗时近5年方建成。牌坊为四柱三间四楼盖顶，工艺精湛，雕刻精美。
而桂林市最为奇特的贞节牌坊，当数灵川县潮田乡留村村委留村自然村的贞节坊。之所以奇特，是这座贞节牌坊镶嵌在宗祠正面的墙中，且祠堂的大门建在牌坊的坊下，自大门入祠堂，要从坊下进入。这在整个桂北地区，不仅是闻所未闻，估计还是绝无仅有。为什么会这样，笔者找了多个桂北民俗学者咨询、查找资料、委托乡里的干部找人询问，均无结果。前后历时近半年、三次入村调研，最后和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分管文物的领导及县图书馆的领导一道，找到村中的文物协管员及村中长老座谈，并查遍了宗祠内外的五六块记事碑、屋梁上的修建记事等，笔者最终才弄清楚其中缘由。原来该宗祠的修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清乾隆元年（1736年）修建秦氏宗祠，是为现今祠堂的后庭；乾隆癸亥年（1743年）在祠堂正前方修建了贞节牌坊。第二阶段是170年后的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在祠堂天井前面增建前庭和戏台，由于场地所限，前庭的面墙与牌坊重叠，去掉了牌坊左右两根立柱和二楼坊间，保留中间两柱、三楼坊间和旌表石匾，祠堂的大门门框嵌在牌坊中间的两立柱之间，最终形成了这种布局。从三楼坊间记事来看，该牌坊为受旌表者的侄儿所立。
以上贞节牌坊现已随同所在地的古村落或古建筑一道，分别被列为国家级或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二说说
此一时彼一时
牌坊这玩意，说老实话，二哥一直是不太感冒的，原因有二：
一是这牌坊建起来要花不少钱。据说清朝时皇帝会拨三十两银子下来，让受表彰的家族自建。当时的三十两银子换作现在价值多少呢？有网友引经据典按照清朝的米价做过估算，大概相当于现在能买四百五十斤大米的钱。二哥觉得，如果这样算，那就没多大意思了，不过是千把块钱（除非你吃的是上百块一斤的大米）。
不过，也有网友从工资的角度来估算，得出了另外的结论。当时京城一个从九品的官员——这是体制内最低等级的官员了——年薪正好就是三十两。从九品，好歹也是官了，以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来看，但凡有个一官半职的，年收入十来万总还是有的。如果这样算，这就是一笔不小的钱，有点小意思了。
当然，如果拿房价来衡量，那就更有意思了。据说，乾隆年间在北京城中心的一间房，五十个平方左右，大概也只卖到十五两银子。换作是今天，如果你有一套北京市中心的一百平方米的房子，那是个什么概念？
在二哥看来，这件事情至少说明了两个道理：
第一，从长远的投资角度来看，囤大米不如买房；第二，从短期内活命的角度来看，大米比房子可靠。如果还要继续感悟的话，应该还有一点可以补充，即当年好好种地，哪怕亩产只有两百斤，种他个三五亩，一个普通的有地农户，也是可以在北上广深买得起房子的。甚至都不要贷款，一次性付清，享受个八八折的大优惠。第二年如果风调雨顺，说不定又可以再买一套。十年八年下来，一个庄园的雏形就出现了。
好吧，说说对牌坊不感冒的第二个原因：这牌坊建得是漂亮了，但既不能遮风，又不能避雨，除了拿来敬赏一下充充面子以及教化百姓之外，其实也没什么实用价值。对于二哥这么务实的人来说，这排场搞得有点大了，大而无当。其实像后来那样发个奖状也是可以的，皇帝亲自写两个字，让人刻在木匾上，这样还更实在。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清朝后来申请御赐牌坊的人一多（该朝受到旌表的贞节烈妇达一百万人），皇帝也是不堪重负的，干脆就叫下面建总坊了，几十个人凑一堆，每个人的名字都刻上去，不再一人一专坊。如此一来，不知省下了多少钱。只是如此一来，贞节牌坊不再如雨后春笋，那震撼性和教化效果却又弱了不少。
关于贞节牌坊的贞节两字，古书上有过记载。贞，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说文解字》释曰：“贞，卜也。”这是贞的原意。专家说，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贞”的原意就是占卜。节，气节、操守之意，常指一个人能够坚守信念、不污于事。
贞、节连用而成的“贞节”，专家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坚贞的节操，另一层是指女子不改嫁或不失身。不过，张衡在《思玄赋》中曾经吟唱道：“伊钟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贞节。”按照二哥的理解，这个“贞节”最早的时候并无性别色彩，贞节的坚守和取得与性别无关。这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也不知道后来怎么就变了味。
不过，这就是现实，或者你叫它历史的现实性也行。钱穆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前言”中，提出了评价历史的两种意见，即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钱穆说：“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有学者因此认为，如果这两种“意见”的区分是有道理的，那么，当代中国人对于贞节牌坊的鄙夷态度就属于典型的“时代意见”。
二哥个人以为这两种“意见”说是有一定道理的，此一时彼一时嘛。那么，就有人问了：对于贞节牌坊的“比较真实而客观”的“历史意见”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太大，二哥学识浅薄，也不敢多说，但感觉里面大抵有两个要点是需要考虑进去的：一个是当时宗族体系如同天网四张般的巨大影响力，另一个则是始于宋明理学的全社会的道德绑架。从这两个角度出发，也许我们才会理解为何当年会有那样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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