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造 人民做主
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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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时间:2021年07月01日 来源: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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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展
“从改革转到生产，从恢复转到建设，是目前国内形势的基本特点”，这是1953年4月28日，时任桂林市委书记段远钟在桂林市首届团员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讲的一句话。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中，桂林经过了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等运动，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桂林与全国统一步伐，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大改造”，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管理国家的热情被就此点燃。
桂林人民怀着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共同理想，成就了多项新高度。到1956年1月，桂林市紧跟全国步伐，“光荣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一张选民票
“七一”前夕，记者拜访了桂林学者邓祝仁，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选民证。这张选民证，诞生于1953年，证件的主人是他的母亲，那年她37岁。一张小小的选民证背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
1953年4月2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拉开了新中国第一次人民代表选举的序幕。从中央到每一个基层的政权单位，都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和选举工作组。
桂林的首届选举工作，于1953年10月6日开始，至1954年3月5日结束，全市分为26个基层选举单位(4个城区、18个乡和铁路选区、农学院选区、华中学院和师范学院选区)进行普选。
从邓祝仁母亲留下的选民证上依然可以清楚地看见，1953年她所参加的是“桂林市第四区选举”，上面还有“已参选”的红色盖章字样。
民主法治建设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据老一辈人回忆，在那个年代能当上选民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当时的人民把选举的日子当作节日，穿上他们最漂亮的衣服，怀着非常神圣庄严的心情去投票站投票。而一张小小选民证对于那时的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值得收藏的留念。
《桂林市志》上也这样记载了1953年普选：“广大选民十分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热烈参加选举，市区参选率达95.6％，郊区参选率达96％。”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选，标志着新中国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大大推动了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当时，约14万桂林人参加到这次普选活动中，他们也第一次在这个城市找到了当家做主的感觉。
一个农民互助组
当邓祝仁的母亲为参加第一次普选而欣喜之时，全州县清水村人蒋在球正在为农业合作社的事情忙碌。同是1953年，蒋在球这个名字被载入了桂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册上。
据史料记载，1951年土地改革后，清水村的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当时22岁的蒋在球与蒋在龙、蒋廷河等响应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成立了一个6户21人的互助组，蒋在球当选为组长。
所谓的互助组，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农民按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原则组成。组内共同劳动，相互换工，解决当时缺乏劳动力、耕畜或农具的困难。
互助组的模式立竿见影，农业增产增收。清水村农民纷纷要求加入。
据当年的报道，当时互助组初步发挥集体的优越性，抗拒自然灾害成效显著。1953年全县大旱66天，但经互助抢救后，全县粮食比上年还增产了0.32％。
后来组内骨干和部分组员提出土地入股搞合作社的要求。经省委批准，1953年5月1日，以蒋在球名字命名的“蒋在球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了桂林第一个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生产模式便如藤蔓一般在桂林这片土地上迅速生长蔓延开来。
事实上，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就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蒋在球合作社的成立与当时全国各地成立的众多合作社一样，是在这样的方针政策指引下所产生。
据当年的报道数据显示，到1956年3月底，全桂林共建设高级社1114个，入社农户达497149户。
“桂林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大改造的浪潮滚滚向前，全国上下在这一年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桂林紧跟全国步伐。
据《桂林市志》记载，1956年1月，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桂林市的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也出现了高潮。1月24日，全市手工业从业人员8266人参加了手工业合作化组织，共成立了97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9个合作小组，全部实现了手工业的合作化。
1月4～27日，全市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和运输业全部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至此，全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
1月29日，“庆祝桂林市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举行，时任副市长王俊峰在讲话中庄严地宣布：“桂林市已经光荣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全市各界4.2万余人一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并举行了庆祝大集会，群情激昂地庆祝这一成就。
《桂林建设报》于1月31日发表题为《庆祝本市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中这样写道——“桂林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实现了公私合营，近郊区农业全部完成了社会主义合作化，全市手工业也已经全部实现了合作化，这也就是说，桂林市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已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开始进入人们久已向往的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全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一个极为重大的胜利。”
这一年，桂林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初步建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为桂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桂林迎来工业大发展
1958年3月14日，又是一次4万多人的集会在桂林举行，而这一次的誓师关键词是“跃进”。
说起1958年，很多老桂林回忆起这个年份都会告诉你：“当时我们家把煮饭的锅都捐出去炼钢了！”
桂林市在完成“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之后，进入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共桂林市委关于经济建设的决策指导思想开始转变为加快工业化步伐，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桂林工业发展史的宏大篇章就此开启。
“1958年5月初，我在桂林毛巾厂（当时叫桂林针棉厂）任支部书记。一天我忽然接到市委通知，叫到市委会议室开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如何更快地发展工业，并决定筹建棉纺厂，指定我参加筹建棉纺厂的工作。”在《青春献桂林》一书中，欧阳逵回忆了那年桂林棉纺厂的创建过程。
据欧阳逵在书中回忆，当时人员、技术、资料、场地和钱等都没有。“我没有进过纺织学校，连纺织厂是个什么样也没看见过，凭着一股热情，党叫干啥就干啥。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蛮干。”
很快，组织上调来了人和资金，但设备和技术还存在“卡脖子”问题。他们了解到，桂林在解放前曾经有个西南纺织试验工厂，原设备还存有，原人工也找到了几位。就这样他们把原西南纺织厂旧设备安装起来，先试验，边生产、边学习技术，培训人员。“大干苦干一个月，修复旧设备，摸索试生产，争取7月1日拿出棉纱，向党的生日献礼。”当时这个口号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大家自觉加班，日夜奋战。
一个月后的6月29日，桂林棉纺厂提前向市委报喜，向党献礼。7月1日，《桂林日报》以“七一献礼百花开，满城东风捷报来”的通栏标题，报道了桂林棉纺厂投产的消息。《广西日报》也发表文章，表扬该厂职工大干精神，使广西棉纺事业实现零的突破。
桂林棉纺厂的创建是那个年代桂林加速发展工业的一个缩影。人们在近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全凭着一腔热血与苦干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在此后一段时期，桂林迎来了一段工业发展高潮。1958年后，国家先后投资兴建了桂林制药厂、电表厂、化工厂等一大批国营企业。而1964年至1970年，桂林又迎来了工业大发展的第二阶段，这时，桂林按国家规划定为“小三线”，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地区。国家计委、经委及中央各有关部、局纷纷来桂林规划布点，把重工、轻工、军工、科研、教育等企事业单位新建或搬迁到桂林。其中橡胶工业、制药工业、电子工业、机床工业、电工仪表等行业，如轮胎厂、电力电容器厂、长海机器厂、漓江无线电厂、第三制药厂以及轻工的第二造纸厂、合成剂厂等十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就是那个时候布点兴建的。
1971年9月12日，桂林市委发出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号召广大工人、农民和干部职工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技术革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完成经济建设计划。据《桂林市志》记载，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桂林仍注重增加建设资金，增加投入，1966～1976年共投资43890万元。1976年与1965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由57个增加到143个，钢铁、机床、电子、橡胶、医药等工业有较大发展；粮食总产量由2.41万吨增到2.95万吨；财政收入由2029万元增至111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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