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 农民翻身
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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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时间:2021年07月01日 来源: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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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韦莎妮娜
1951年10月29日，在桂林市人民政府第四次委员会议上，通过了郊区土改计划，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拉开了帷幕。到1952年上半年，郊区完成土地改革。
贫农苏长嫂和廖清福的愿景
1954年3月，土改运动的滚滚春雷，响彻桂林市区上空。根据中共桂林市委批准郊区党委制定的《桂林市区农村土改工作计划》，3月训练土改干部，4月土改工作队入村，5月大刀阔斧地结束了土改。
至此，桂林市区、郊区，均完成了土地改革。居者有其屋、耕者有其田的构想，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愿景。从前受人压迫、欺凌的贫苦农民，一朝翻身把歌唱。
上无片瓦，下无立足地。这是解放前桂林灵川贫农苏长嫂的生活写照。
在农村，田地就是生计来源，就是立足之本。可在解放前桂林农村，3％的人握着50%的土地，这3%的人，就是地主。而50％的贫农和雇农，加起来只占有30％左右的土地。在郊区农村封建地主中，不少兼营工商业，属于地主兼资本家。地主出租土地，收取占土地收入50％以上的地租，还利用高利贷、劳役等手段盘剥农民。在《桂北日报》《灵川县志》《资源县志》上，记载了不少地主阶级“卖青苗”“放生谷”的故事。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地主借上一担谷，到秋收时连本带利要还3担到5担。高利贷盘剥，让农民一贫如洗。
据1951年1月10日《桂北日报》一篇题为《全县部分重点土改村发动妇女参加运动》的报道记载：苏长嫂所在的村是灵川县甘棠区芦山村。她和许许多多贫农一样，长年受尽地主剥削霸凌。“我们流了多少汗、花了好多的力气，每天有空就拾牛粪、狗粪……春天锄生土，削树叶，施肥、犁田、耙田、播种、插田、守水，好担心的。才望到割禾。割禾时太阳大，头都晒脱皮了，才能把谷子收进仓。秋天还要割茅烧石灰做肥料。地主日头不晒，下雨不淋，他坐着要一半谷子，还租还要好谷子！”苏长嫂边说边气哭：“你说是地主的土地养活穷人，还是穷人养富人？！”
记者找到了南下广西工作队队员杨愫的一篇文章，里面记载了土改时的一些故事。临桂县第二区（1950年12月改第十二区）三民村燕子岩廖清福，家里有老母、妹妹和妻子，4口人无一分田。夫妻俩和妹妹为了糊口，每天得清早到金陵一带挑木炭到桂林市区叫卖。
村里近30户贫下中农，基本都以此为生。但到了寒冬，他们连一件棉衣都没有，也舍不得烧炭取暖，冷得直哆嗦，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卖炭翁”！可村里的一户地主、一户富农，却过着衣食无忧、游手好闲的生活。
苏长嫂和廖清福们都盼着有朝一日，有薄田勤勤恳恳地耕，不必一年到头担惊受怕，也不必受尽地主盘剥。
他们不知道，这个在当时的奢望，随着桂林的解放，正逐渐变成现实。
大刀阔斧的土改运动
1951年10月19日，在市人民政府第四次委员会议上，通过了郊区土改的初步计划。标志着我市郊区土改正式拉开帷幕。是年11月初，祝汇街和三仁村被选为土改试点。随后郊区土改全面铺开。1954年3月，土改运动的滚滚春雷，响彻桂林市区上空。桂林市区的土改也自此拉开帷幕。
《桂林市志》是这样记载土改时期这段历史的：“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我市）派出土改工作队，以乡为单位进行。土改工作队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和政策。深入农村，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通过宣传发动，把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然后划分成分，斗争地主、恶霸，最后分配果实。”
要土地无疑是要了地主的“命”。在土改运动中，暗藏着斗争的种种凶险。土改队员肩负土改重任，一方面要与地主恶霸斗争，一方面要动员贫下中农一起投身其中。还要帮助农民挑柴、搬石头、烧灰、修堰堤、杀秋虫、摘果子等，甚至还经常把自己的棉衣、钱物无偿捐助给贫下中农。
爱好收藏的桂林市民马贵希，无意中收到了土改时期的三本日记。这三本日记的主人名叫崔毅，是一名土改队队员。在他的日记里，记者瞥见了当时土改运动中，土改队员们对待地主恶霸雷厉风行，不讲情面：“大张旗鼓展开宣传，造成恐怖紧张的空气；区别对待，想办法都信斗志，适当而止，掌握地主思想情况……苏新村地主赈出余粮2570斤，苏家屯四户地主赈出2200斤……”；对待劳苦群众则有温情的一面：“（贫下中农病了），一位土改队员借钱给村民看病，村民的次女二次病又借钱给他去诊，还给他买肉养病”“和群众一起劳动——排水、插秧、煮饭”“替群众解决了生活上的一些困难……与群众建立了感情”。
几年前，马贵希在六合路花园村收到了一件像犁耙一样的东西，但又不是犁耙。百思不得其解后，他拿去问了许多老农，辗转才得知这是一把“禾梳”，是土改时期，土改队员们帮助贫下中农捉稻虫用的。
1952年上半年，郊区完成土地改革。1954年5月，市区完成土地改革。
据《桂林市志》记载，土改完成时，共没收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和富农多余的土地6364亩，房屋269间，耕牛151头，大农具1026件，粮食2万多担(每担50公斤)，还有大批衣服、布匹等，将其分给无地、少地和缺少生产、生活资料的农民。对地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也分给一份耕地、耕牛、农具和住房，给予生活出路。
至此，“耕者有其田”的构想，初步照进了现实。
农民翻身把歌唱
土改基本完成后，我市又进行了土改复查工作。一查阶级成分是否划漏，二查是否划错，解决土改的遗留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有关政策，当时我市将农村的阶级按照以下划分，有雇农、贫农、中农、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地主等成分。其中地主又有官僚地主、工商业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之分。在划分阶级成分中，曾出现个别乡多划地主、富农以及非法斗争等错误偏向，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发现后都及时予以纠正。
在《桂林地区党史大事记》中，记者查阅到，土改复查工作几乎贯穿了1952年一整年。“1952年1月，桂林地区共组织了土改复查工作队员2884人，到全县、兴安、灵川、灌阳、资源、阳朔、临桂、永福8个县进行土改复查，组织土改队535人分赴百寿、龙胜两县开展土改复查工作。”复查工作队从1951年12月至1952年11月大致分四批进行。
1952年上半年，桂林地区的地主阶级基本被消灭。“卖青苗”“放生谷”“禾花谷”彻底成为了历史。
据当年10月22日的《桂林农民报》报道：桂林专区的土改复查工作，除龙胜、永福和兴安等县135个乡在年底完成外，其他733个乡已完成土改复查工作，占全地区有土改复查866个乡的84%以上。
土改后，桂林郊区农村普遍成立了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农民协会，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民兵组织、妇女组织和青年团组织。乡以上政权逐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据1951年10月至11月的《桂林日报》报道，土改中，贫下中农们成为了直接受益者。不仅耕有其田，更开始要求思想进步。特别是贫下中农妇女群体不仅要求识字，还要懂得国家大事。
从“上无片瓦，下无立足地”到“翻身农奴把歌唱”，土地改革像一阵飓风，彻底摧毁了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由此被点燃。农民犁着自己的田、住着自己的房、创造着自己的未来，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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