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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游击 迎接曙光

桂林日报 新闻    时间:2021年07月01日    来源:桂林日报

  本报记者 陈静
  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新年献辞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命令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作为国民党广西省府所在地的桂林迎来解放的曙光。党对桂林地下党组织作出了“全力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保护工厂、学校和一切市政设施,协助入城部队做好接管工作”的指示。
  11月7日,人民解放军揭开了广西战役序幕。在桂林周边农村地区,中共桂北地工委领导的桂北人民解放总队配合解放军作战;在桂林城内,中共桂林工委全力展开护城斗争,迎接解放。在桂北总队的配合下,11月17日,全州解放,22日,广西省会桂林解放。
  “桂林当年能顺利解放,这四股力量缺一不可。”今年80岁的桂林地方军史研究专家、桂林警备区军史办公室副研究员彭源重说。彭源重所说的四股力量是:以李征凤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人经过长期前仆后继的努力奋斗,以学生为先锋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唤醒民众,以桂北游击队为代表的地方武装的全力配合,41军123师南下桂林攻城,大军压境。
活跃在桂北大地的武装革命力量
  灵川县西北面潞江河山区的黄狮岭村,距灵川县城约30公里。这里山峰连绵,山高林密。74年前,这里曾活跃着一支由中共领导的武装队伍,他们打游击、搞宣传、支前线……在敌后活动为桂林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就是桂北游击队。
  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的烈士名录里,很多烈士的备注资料中都能够看到一个相同的标签——桂北游击队。在两年多的游击战争中,先后有360多位游击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7年7月,为配合解放战争的进程,桂北的灵川、全州、灌阳、龙胜都成立了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11月,桂北三县起义队伍在灵川潞江河山区栗木岭整风后,正式命名为“桂北人民抗征队”。
  1948年3月,抗征队更名为“桂北人民翻身队”,主力北上全州、灌阳,实现战略转移。1949年6月,桂北人民翻身队扩建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下辖路东、路西2个支队12个大队。为配合解放军南下,8月19日,第九大队破坏三街、甘棠两座铁路桥,使敌人中断军运交通达半个月。10月18日,副总队长全昭毅率200余人,在三街七里店水井头伏击白崇禧车队,毙、俘敌30余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还为解放军收集、传送军事情报,介绍广西地情。
  记者在1949年12月4日的《广西日报》看到这样的报道:野战军一位领导说,“我们从北打到南,后一段路处处困难,最大困难是粮草供应紧张,不谙民情,难找向导,社会秩序混乱。没想到进入桂北后处处方便,什么困难都得到妥善解决,使我们好像又是经过解放区,可以放心大胆地追歼敌人。”这正是因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付出了巨大努力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50年上半年,桂北人民解放总队主力部队被改编成桂林军分区独立团,各县游击队改编为县大队和区中队,一批干部被抽调转业到地方参加解放后的地方建设工作。
  至此,桂北游击队完成了时代赋予它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在两年半的游击斗争中,队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至1949年11月,桂北游击队从初期的30多人发展到4700多人,共作战300多次,歼敌7000多人,打垮国民党乡级政权60个,建立游击区达10个县,培养了一大批武装斗争骨干,配合解放军正规部队,为解放桂北各县、解放桂林和全广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搏击迎春 桂林城工委解放前的斗争
  “一张张油印的传单张贴在小巷里,公共场所的墙壁上、柱子上,学校的教室、宿舍里,送到大街上商店的老板和企业经理手上,还有一些用信封封着通过邮局工作的同志寄出去。”回忆起当年,耄耋之年的郭其中老人仿佛一幕幕仍历历在目。1949年元月,他奉组织之命,从柳城县到桂林任中共桂林市城工委组织委员。
  郭老说,从1949年2月开始,中共桂林市城工委就进行了多方面的迎接解放的工作。
  记者在中共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丰碑:桂林红色记忆》一书中看到,为解放后人民政权能顺利完整地接管桂林,中共桂林市城工委制定了《城市调查大纲》,共整理出包括党政军工商财金等系统60个重要单位的人事、财产档案材料;发动宣传攻势,发动地下党员、爱青会员和进步群众在全市散发《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又称约法八章)和中共桂林市城工委的《告桂林各界人民书》和《警告特务分子》等传单。
  此外,在市城工委的领导下,桂林先后成立了12个包括各行业、系统、职业解放联合会,党组织通过联合会的成员对各阶层群众开展广泛的教育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使一批工商界人士及国民党军政机关、团体的中下层人员留下来,把各阶层人士团结在迎接解放的旗帜下。
  当时桂林的地位比较特殊,不仅是广西的省会,也是白崇禧起家的地方,其后备力量不可小觑。在那光明与黑暗搏斗的最后时刻,桂林市城工委领导人民积极做好里应外合的工作。在采访过程中,郭其中老人不断提到一个名字,那就是一同为桂林解放战斗过的战友——陈光,“我是他(陈光)介绍入党的”。
  1949年1月,中共桂林市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陈光任书记。在桂林期间,陈光忘我工作,积极发展党组织,发动学生、群众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并受中共桂柳区工委的委托,联系和领导桂北党和游击队的工作,开展武装斗争。1949年10月5日,正在全市人民积极准备迎接桂林解放时,因叛徒出卖,陈光不幸被捕。11月11日,陈光被敌人秘密杀害。这天距离桂林解放仅有11天。
  “陈光牺牲后,根据广西解放在即的形势,桂林地下党接到不作撤退、继续坚持斗争、放手发动群众、作好迎接解放军解放城市、实现里应外合的各项准备工作的指示。”郭其中说,那时他将机要档案材料和油印机都进行了转移,自己也转移住处继续开展工作,并协助桂林市城工委代理书记黄绍亮迅速接回原由陈光联系的党组织关系。
  据郭老回忆,在桂林解放前的一段时间里,地下党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进步青年保护桂林城不被反动派破坏。为此,各学校的护校队伍也严阵以待,做好了防止敌人破坏的一切准备。广西大学是敌人重点破坏的对象之一,加上国民党军队“借住”入校,使得整个校园形势险恶。广西大学地下党领导全校同学开展了紧张的护校斗争。一方面,他们通过做工作,将校警班班长发展为工农解放联合会成员,从而控制了校警班武装,还通过内线从国民党驻军那里购得了一批枪支和手榴弹,用以武装自己;另一方面,他们组织全校师生在与国民党军队驻地之间装上铁丝网,并利用电机系的自备电机发电以形成电网,在铁丝网内层还加挖了战壕。严密的护校措施以及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使得国民党军队无法对广西大学施行破坏计划。广西艺术专科学校师生在地下党领导下,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并组织了巡逻队,全校师生员工轮留值班、站岗、放哨,保卫学校的安全。
  此外,地下党还积极组织城市主力军——桂林工人阶级,为保护工厂、铁路免遭破坏而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记者查阅史实发现,桂林解放时,铁路工人共保存了12台机车、400多节车皮和大批弹药、药品和其它军用品。这当中,铁路工人功不可没。
  在《中共桂林市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书中记录,在1949年11月11日至11月中旬,桂林市城工委按照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加紧进行护城、护路、护厂、护校和瓦解敌人营垒及准备迎军宣传等工作。
  记者在《桂林文史资料》一书中查到这样的记载:第四野战军41军在11月23日发回的电报中称:“我部队入城,除北关有部分群众抢走一些零散物品外,市内秩序良好……敌撤退时除电讯局之发电机破坏外,其余皆未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