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战 中流砥柱
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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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时间:2021年07月01日 来源: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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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苑
“桂林抗战文化城”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名词，它特指从1938年至1944年，在桂林这座具有优越地理位置的城市里掀起的一场独特的抗战形式——文化抗战。这一时期，桂林接纳了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等数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设立了大量的文化机构，创造了大量的文化产品，举办了大量的文化活动，因此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
在这段特殊的激情岁月里，活跃在桂林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灵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齐聚桂林的文化进步人士投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文化艺术被当作“武器”，唤起广大民众反击侵略的战斗意识，铸起了中华民族齐心抗战的精神丰碑，也成就了属于桂林城的一份“荣耀记忆”。
寻访——抗战文化地标唤起的“烽火记忆”
三多路口的“三联生活书店”石碑、正阳路南段的马君武雕像、象山公园门前的国防艺术社浮雕、六合路口的巴金故居碑刻……漫步在今天的桂林城，一个个与抗战有关的地标映入眼帘，让人想起80多年前发生在桂林的那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这些抗战文化地标是我市2015年起陆续建成的，大部分集中于桂林城中心，共有20多处。
除了这些新建成的地标，在桂林城里还能寻访到不少与文化抗战有关的遗址遗迹：太平路的《救亡日报》旧址如今保存完好，82年前，由郭沫若、夏衍担任主办人员的《救亡日报》曾在这里编辑出版；位于解放西路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如今正在进行保护性修缮，77年前，这里曾经上演由欧阳予倩、田汉等人主持的轰动全国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
1938年，广州、武汉即将沦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各类机构、机关战略大转移。桂林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短期内汇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热血青年和文化人士。据统计，当时汇聚在桂林的文化人有1000多人，其中文化名人就有200多人。如文学方面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柳亚子、艾青等；戏剧方面有田汉、欧阳予倩、洪深、蔡楚生等；美术方面有徐悲鸿、丰子恺等；音乐方面有张曙、李凌等；专家学者有陶行知、邹韬奋、李四光，等等。他们心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在抗日的旗帜下战斗，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战讴歌，为民族复兴呐喊。
据统计，抗战时期先后在桂林出版的报纸有20余种，开设的出版社、书店达220多家。在桂林开展活动的专业和业余音乐团体有70多个。这些团体围绕抗战的时代主题开展歌咏活动，举办音乐、歌舞晚会和街头宣传公演活动290多场，在桂林城内到处响起抗日救亡的歌声。
那个时期的桂林，戏剧运动也空前盛大。1939年，著名戏剧家田汉率平剧宣传队来桂林演出他创作的《岳飞》《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和《双忠记》等爱国历史剧。1940年后，他又来到桂林居住，领导新中国剧社坚持抗战戏剧演出。戏剧家欧阳予倩在桂林创作和导演了《梁红玉》《青纱帐里》等抗战剧作和新编历史剧《忠王李秀成》，并主持广西艺术馆的抗战戏剧演出和桂剧改良运动。1944年2月至5月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更是吸引了南方数省近千名戏剧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造就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空前盛举。
追忆——文化抗战中的“红色光芒”
如果说，桂林抗战文化城是抗战时期中国的一个“文化奇迹”，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是这场奇迹运动中最闪耀的“灵魂”。
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专业人士介绍，早在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就与桂系建立了合作关系。抗战爆发后，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尤其是中共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以下简称“桂林八办”）建立后，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有力推动了桂系向坚决抗日的方面发展。广西出现了比较开明和进步的气象，使桂林有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抗战文化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抗日文化运动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对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更多的是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的。”我市著名抗战文化专家魏华龄在其撰写的文章里这样表述。当时，桂林各文化团体、文化机构的党组织及党的文艺工作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和影响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
武汉沦陷前夕，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人员分两路撤退，其中一路由李克农带领，来到了桂林。这一批共产党的干部和文化骨干到桂林后，与桂林的共产党人密切配合，建立了桂林八办。桂林八办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不仅通过在各文化艺术团体建立基层党组织，实施党的领导，还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对当时一大批云集桂林的党外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期间，周恩来曾三次到桂林，对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做了重要的指示和部署——“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是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指挥部。在郭沫若担任厅长期间，在周恩来等一批共产党人的努力下，该厅组织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5个抗敌宣传队，深入广大民众中宣传抗日，努力使艺术真正成为“唤起大众、组织大众的武器”。1938年武汉失陷后，三厅的多个宣传队先后来到桂林开展抗日宣传，成为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主力军。
1940年，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和作家邵荃麟从浙江金华转移到桂林，担任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领导当时的桂林文化工作和文艺运动。在桂林，邵荃麟先后担任《力报》主笔、《文化杂志》主编，还担任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常务理事。他积极扶持文艺新作，对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辅导工作，使其成为桂林文化抗战中的重要力量。
不仅如此，在1938年—1944年间，在中共领导下，桂林出版了大量进步文化刊物。其中《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由中共直接领导，这些书店、出版社均建立有中共党支部。这些书店、出版机构发行的进步书刊，让大量进步青年从中吸取精神食粮，走上了革命道路。
此外，当时的桂林涌现出了诸多抗日文化团体，诸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广西建设研究会、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等等。这些抗日团体大部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利用自身的优势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宣传，不仅激发了桂林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和斗志，还对全国抗战造成了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文化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刘小林这样评价说，在桂林抗战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桂林抗战文化进行了正确的思想引领。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进步文化人士与桂林民众一起团结奋进，并肩战斗，共同创造了桂林抗战文化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
传承——山水间扬起的“文化自信”
如今，80多年过去。时间改变了桂林这座城市的面貌，而那个特殊年代留给桂林的“红色记忆”早已深深植根在每一个桂林人的心里。如何挖掘与保护“桂林抗战文化名城”的桂林文化符号，并赋予鲜活的时代意义，成为了桂林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
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共桂林市委、市政府大力将城市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优势，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利用与旅游、生态建设有机融合，为城市发展注入不竭的核心竞争力。一个个抗战文化遗址得以保护和修缮，并被挖掘出深刻的文化教育内涵；“桂林抗战文化”始终贯穿于桂林的文学、戏剧等多个领域；如何搭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综合宣传教育载体，正成为桂林文化界积极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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