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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苑
　　“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他抱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为人类幸福前途服务的崇高目的，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攻破自然秘密、发现新世界、创造新东西，去开辟人类浩荡无际光明灿烂的前景，那么他的生活，就会多么丰满、愉快、生动和活泼。”
　　——李四光　　
　　他倾尽毕生心血，创立地质力学理论；
　　他推翻“中国贫油论”，用行动证明中国石油储量丰富；
　　在全面抗战的艰难岁月里，他“隐居”桂林度过了六年零七个月的珍贵时光，在这方秀丽山水间潜心科研，促成桂林科学馆的建立，并在地质学研究上取得硕果。
　　可以说，在桂林的六年半是李四光人生中重要的时光。作为现代中国进步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珍贵足迹和杰出贡献也长久影响着这片土地。

　　孙中山鼓励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科学家，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的创建者之一，第一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院士（原称学部委员），全国科联主席，中国科协第一届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
　　李四光出生在今湖北省黄冈市的一个村庄，父亲靠教私塾与开荒种地为生。时值清廷腐败，列强入侵，洋务派领袖之一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开办官费新学堂，有强烈求知欲望的李四光向父母提出要到省城求学，于是他四处借来路费赴武昌。后来因成绩优异，李四光被公派到日本留学。当时，他亲眼见到列强的轮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欺压我国百姓，于是决定选择造船专业，以求用坚船利炮救中国。于是，他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期间，得知革命先驱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他立即赶去参加，并在孙中山的主盟下宣誓入会。只有十六岁的李四光是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孙中山摸着他的头亲切地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很好，有志气……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毕业回国，按清政府规定要赴京考试，因成绩为最优等，被授“工科进士”。但他不以功名为意，却投入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革命成功后，李四光被派遣到英国留学。当时的李四光认为，矿产尤其是煤、铁在我国工业发展中十分重要，于是他选择到当时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去寻找科学救国的道路。1913年，他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采矿。一年之后，他觉得采矿离不开地质，便又转入地质科学习。七年后，他完成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即将结束在英国的学习时，李四光的老师鲍尔敦教授真诚地邀请他留在英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者介绍他去印度（时为英国殖民地）去当地质工程师。他丝毫没有犹豫，婉言谢绝了恩师的美意，坚决要回到祖国。
　　回国之后，李四光将全部精力投入我国地质学的研究中，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等职务。他一直用行动回应着孙中山先生“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殷切期望。

　　情系桂林，他几经波折如愿抵达
　　李四光与桂林似乎冥冥中有着特殊的缘分。
　　早在十九世纪20年代，他曾到桂林考察地质结构，并被桂林特殊且复杂的地质结构所吸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侵华的野心展露无遗，李四光意识到这场战争终究不可避免，还预料到战争爆发后，要想长期保守沿海及滨江重镇，事实上恐难办到，所以中国人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应在内陆地区。于是，李四光与时任广西大学校长、留日老同学马君武商量，拟在广西大学内设立一个科学实验馆，招纳技术人才，从事种种战时必需的物资器材的研究。桂林成了他们首选的城市。当时桂系李宗仁十分赞许这个建议。于是，在桂林建科学实验馆的设想被很快推进。李四光跃跃欲试，恨不得早日从南京到桂林来大展宏图。但议论未定，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南京的沦陷，国民党政府就要求所有的中央机关都要搬迁到重庆。但李四光不愿到重庆，而桂林成了他的首选，因为建立桂林科学实验馆的事他一直记挂在心。
　　1937年11月下旬，在李四光的带领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一行雇了两条木船，溯江而上，向桂林进发。
　　由于交通等原因，只能运走急用之物，其余图书、标本寄存。时值严冬，江上寒风刺骨，李四光带领全所人员及家属，在兵荒马乱之中颠沛流离。且当时生活极为艰苦，由于劳累过度，李四光心脏病复发，途中又无医院可救治，只好忍着痛靠岸，在一个茶馆借了一张靠椅，躺着休息一会再前行。船过黄冈，经武汉后入洞庭湖到长沙，后又沿湘江奔衡阳，历尽艰辛，终于赶到桂林。
　　初到桂林，李四光和他的地质研究所的处境十分艰难，最头痛的三件事是住所、防空及经费。当时物理学家丁西林主持的物理研究所也迁到桂林。地质研究所与物理研究所在环湖东路合租了一栋两层楼房。1938年，日本的飞机轮番轰炸桂林，地质所那座楼被炸塌了一半，李四光等人又被迫搬到了乐群路四会街12号。这是一座破旧的建筑物，好在园内有一块杂草丛生的空地，李四光带领大家一起搭建了两排木板房，作为临时的办公室和宿舍。直到1940年，李四光和同事们迁到位于桂林雁山的良丰，才得以安稳下来。

　　隐居桂林，他留下许多珍贵财富
　　李四光到桂林的重要事务，就是推进桂林科学实验馆的建立。这是他多年前就有的愿望。
　　到桂林后，李四光与马君武会晤，两人再次提到办科学实验馆的事。他们一起找到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畅谈建馆之事。黄旭初与他们一拍即合。1938年秋，桂林科学实验馆在良丰正式成立，李四光任馆长。
　　桂林抗战文化专家魏华龄老先生在文章中这样叙述：
　　桂林科学实验馆设在良丰，同广西大学遥遥相对。当时虽然受到战时条件的限制，科学实验所必需的一些仪器设备未能尽如人意，但到1941年上半年，已经初具规模，馆内不仅有发电所以及金工、电工、木工等工作场所，还建起了科学仪器模型的陈列室、化验室、物理实验室、地质矿产研究室、防疟与防病虫害的慕祥研究室等等。还有各种科学材料的标本样品，如地质、矿产、农产等类的标本，以各时代的化石标本收集最多，其来源多为广西境内和湖南、江西等省。为了普及科学知识，实验馆礼堂的天花板上，用各种线条及有色电灯布置成地球、太阳和月亮运转的图形，很吸引人，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科普环境，帮助参观者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理解起到了积极作用。
　　桂林抗战文化专家们表示，桂林抗战文化城期间，桂林科学实验馆与广西省立艺术馆相继成立是两个创举。如今这两个馆依然保留了下来，成为桂林抗战文化城的文化坐标，也是桂林文化史上的荣耀记忆。
　　在桂林期间，李四光和他的同事们对桂林乃至广西的地质做了深入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填制了广西地质图，建立了广西山字型构造体系，并对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及大瑶山地区的第四纪冰川遗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广西“山字型构造”。“山字型构造”是李四光所开创的地质力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代表了地质构造的一种类型。在桂林，李四光和同事们经过综合研究，发现广西中部有一条向南突起的十分明显的弧形山脉，弧的西翼是大明山和都阳山，弧的东翼是莲花山和大瑶山，弧顶则在黎塘以南的镇龙山一带。弧顶西侧是昆仑关附近露出的一大片由花岗岩组成的浆岩体，弧形山脉的内侧是柳江、红水河、黔江冲积的平原，其结构完全符合“山字型构造”前弧与马蹄形盾地的特点。
　　此外，李四光还认为，广西的降雨量很大，但是因为广西特殊的喀斯特结构，土壤盛不住水，所以他建议广西人多种水果。
　　1941年，一块“珍贵石头”在桂林被发现，并成了李四光地质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年春天，地质所的一位同事到雁山村附近，在第四纪冰碛和冰水沉积物中，找到了一块不足一寸长的弯曲成90度的砾石，凹的那一面有皱纹，凸的那一面非常光滑。李四光得到这一弯曲的小石头之后，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还特制了一个小木盒，里面垫上棉花，把石头珍藏在小木盒内。这年7月的一天，他应邀参加广西大学第八届毕业生典礼。在典礼上，李四光发表了《一个弯曲的砾石》的学术演讲，论述了这块砾石的弯曲形变，显示出岩石的弹塑性，并就岩石的力学性质等做了详细解释。他说道：“在这方面，自然界给我们做了不少实验，这块小石头就是自然界实验的结果。它告诉我们很有意义的知识。它比宝石还要宝贵得多。”一席话透露出李四光细致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科学的执着追求。后来，这次演讲的内容被整理成文，发表在1946年5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这块在桂林捡到的小砾石，李四光把它定名为“马鞍石”，且一直保留在身边，视若珍宝。这块石头的发现，也成了他划时代的代表作《收了弯曲的亚洲大陆》的灵感来源。
　　1944年6月，正当李四光带领地质研究所在桂林大显身手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为挽救其失败命运，企图在中国战场上进行垂死挣扎，从湘桂路直扑桂林，同时从越南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包抄北上，形势异常险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李四光和同事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桂林。从1937年11月到桂林至1944年6月离开，李四光在桂林这片山水间度过了六年零七个月的时光。
　　如今，80年过去，李四光的足迹依然影响着今天的桂林。
　　位于桂林雁山区的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里，他当年主持建设的桂林科学实验馆旧址还保存完好，旁边立着的“抗战时期李四光桂林住所旧址”纪念碑特别醒目。
　　多年来，桂林在地质学研究、地学旅游事业的大力发展，也得益于李四光等第一代中国地质人的发掘与耕耘。
　　不仅如此，近年来，由广西首个“李四光中队”在桂林成立，面向青少年定期开展地质科普、环境保护等主题公益活动。保护环境、热爱地球的意识和责任感在桂林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被代代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