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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苑
　　他是著名的戏剧教育家、剧作家，一生创作了27部多幕剧、16部独幕剧，还撰写了多部戏剧理论著作。他被誉为“中国的易卜生”，与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一同被视为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要是不了解熊佛西，就等于不了解中国近代戏剧教育史。”不少戏剧研究专家曾这样说。因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4位“元老”的功绩可谓各有千秋，但在戏剧教育上，熊佛西“培育人才的众多、坚持时间之久长，同时代中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
　　他一生以戏剧为伴，1926年留美归国后便一直从事戏剧相关的工作。抗战期间，熊佛西在动乱中创办了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并催生新理念：“戏剧在战时是锋利的战争武器，在平时是有力的教育工具。”近40年的戏剧教育人生里，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1941年7月，熊佛西来到当时的“南方进步文化中心”——桂林，直到1944年7月离开，在桂林居住了整整3年。这3年间，美丽的山水之城给了他无限的灵感与激情，他在桂林写剧本、导演剧目、写小说、编辑期刊，以极大的爱国热忱投入到进步文艺活动中，也因此与桂林结下了深深的“戏剧之缘”。

　　他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大众化“开路”
　　1900年，熊佛西出生在江西的一个农家，父亲为他取名为“福禧”，长大后他便以谐音改名为“佛西”。
　　20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一些思想先进的或留过洋的文化人士开始有意识地引进西方的戏剧形式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戏剧。他们用口语和对白代替曲牌唱词，在内容上也从演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到表现现实生活。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他们以揭露社会黑暗、宣扬现代文明为题材内容，仿照西方的话剧形式，结合中国的戏剧特点，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剧种。这种剧种逐渐推广开来，很受大众的欢迎。于是人们便称它为“新戏”，或叫“文明戏”。
　　就在“文明戏”开始发展的时代，青年熊佛西以他出众的艺术才华闯进了戏剧圈。在中学时代，熊佛西就被“文明戏”所吸引，他积极参与学校的演出、编写剧本、成立剧社，还走出学校到乡镇去演出。1919年他考入燕京大学，虽然主修的是教育学，但他的戏剧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大学时期，他与同学一起成立了“民众戏剧社”，并创作发表了多部剧本。
　　从燕大毕业后，熊佛西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和教育。1926年学成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燕京大学、北大艺术学院任教，从事戏剧教育工作。他不但潜心教学生掌握现代戏剧的理论知识，还带领他们认真实践，组织学生演出剧目20多个、上百场次，并亲自执导。与此同时，他还创办刊物，对现代戏剧的理论、实践进行研究探讨，提出了自己的戏剧主张，对戏剧作者的创作进行指导和扶植。
　　对于戏剧，熊佛西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戏剧大众化，是一种社会使命。大众化必须在内容与形式两个面同时得到体现。他认为，“戏剧本来是属于大众的，是全人类的艺术，不过中途走错了道，走入了囹圄，走入了禁宫。现在要把它拯救出来……”因此，戏剧要改变，要让农工大众的题材和形象进入戏剧。

　　他将火热激情融入桂林山水
　　抗日战争时期，熊佛西以他的戏剧艺术特长，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抗战的热潮中。
　　抗战爆发后，熊佛西被迫来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不久又到长沙等地组织抗战剧团。1939年3月，他在创办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开展抗日戏剧演出活动和救亡教育活动。
　　1941年7月，熊佛西来到桂林。因为当时的桂林已经云集了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他们在这里用文艺的形式宣传抗战思想，形成了浓厚的氛围。
　　在桂林，熊佛西写下了历史剧《袁世凯》（三幕）、独幕悲剧《新生代》《月下悲剧》。其中，《袁世凯》一剧是熊佛西投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黑暗政治势力和顽固腐朽封建思想的重磅炸弹。熊佛西曾说，此剧的主旨就是在于“铲除袁世凯作风与扫荡当前的封建势力”。在剧中，作者用高度概括的场景和人物，将袁世凯玩弄权术、顽固诡诈的性格充分表现了出来，使抗战军民能通过袁世凯的丑恶面目和必然失败的命运，既对历史的经验有所认识，又对战时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加深了感受。因此，该剧具有较大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批判力量，体现了熊佛西的思想认识高度。在桂林期间，熊佛西还为国防艺术社导演了《北京人》《新梅罗香》两剧目。
　　或许是桂林的美景给了他灵感，熊佛西到桂林后的头一年，基本上是专门从事小说写作。他在桂林写下了《铁苗》《铁花》两部长篇小说。这是他一生仅有的一次长篇小说创作经历。《铁苗》反映的是抗战时期前线和后方生活的各方面，反映了救亡青年的爱国热忱和斗争内容。《铁花》写的是大革命时代年轻人反封建、反军阀专制统治的斗争内容，其批判锋刃直指旧中国长期延续下来的封建思想意识和黑暗的专制统治制度，显示了作者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和“教育救国”的政治思想。两部小说当时分别在桂林《大公报》和《文学创作》杂志连载，以后又出版了单行本。熊佛西在桂林还写了不少人物特写、山水游记、回忆录等散文作品和文学评论文章。此外，他还在《文学创作》和《当代文艺》两刊物上以“编者”名义撰写《卷头语》，每期一篇，针对文坛状况发表意见和倡议，如《1943年的文艺使命》《我们需要文艺批评》《保护作家的健康》……这些文学评论文章，对当时的桂林抗日文艺运动开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熊佛西在桂林，是他一生思想上获得长足进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广西抗战文化专家李建平在所撰文章中分析道。当时，桂林作为南方进步文化中心，活跃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熊佛西在桂林，较之在成都时接触面大为拓展。由于与茅盾、田汉、邵荃麟等共产主义者及柳亚子等进步文化人的频繁接触，由于在进步文化活动的实际斗争中得到磨炼，他在此时期逐步由自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这种转变，在行动上表现为他由初到桂林时的主要从事个人的写作活动转变为逐步将较大精力投入到进步文化事业的实际工作中。
　　为扩大抗日文化宣传阵地，熊佛西于1942年9月创办了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创作》，将主要精力转入文艺创作的组织工作和刊物的编辑工作上。1944年元月，他又创办了《文学创作》姊妹刊物《当代文艺》。这两个刊物，在熊佛西的精心培育下，发表了郭沫若、茅盾、柳亚子、田汉、欧阳予倩、老舍、艾芜、臧克家、端木蕻良等全国著名作家的文章，成为抗战后期国统区内容最为丰富、思想最为坚实的重要文学刊物。熊佛西在桂林的刊物编辑工作，为桂林抗日文艺运动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1943年底至1944年5月，为促进国统区进步剧运的发展，熊佛西与田汉、欧阳予倩、瞿白音等人一道发起了规模巨大的西南剧展。当时，上千名文艺工作者齐聚桂林，以戏剧为武器，以舞台为战场，用87部剧目、170多场演出，集合10万余名观众，奏响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时代强音。
　　1944年夏，由于日军南侵，桂林开始疏散，熊佛西出版了《当代文艺》第5、6期合刊后，于1944年7月离开桂林前往贵阳、重庆，结束了他一生中极有意义的桂林之行。

　　他用文字记录“桂林之美”
　　1941年，熊佛西在桂林阳朔写下了《桂林风景甲天下》。他在文中特别强调奇峰与碧水环抱是桂林独特的美景——
　　“千百秃拔的奇峰环抱着碧绿的滩水，远远地看去，烟云弥漫，群峰忽隐忽现，近处是清澈透底的滩水，三五渔筏，漂流荡漾，渔翁披着蓑衣撒网，鹭鸶鹄立筏首，任何杰作的图画也无法与这天然的图画比拟！碧莲峰临江耸立，众山环抱，好似一朵莲花。”
　　1942年，熊佛西游览灵渠时写下了《漫记兴安灵渠之游》，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传神地描绘了灵渠的美景及其神韵——
　　“我以为兴安风景最大的长处就是‘平淡’。它秀，但不媚，它引起人的美感，但不使人陶散；它幽，但不神秘，虽有世外桃源之感，但无神出鬼没的现象。它的长处是：‘平淡无奇，落落大方。’它好像是一位读过些诗书的乡下姑娘，不烫发，不抹脂粉，不穿高跟鞋，不奇装异服的故意惹人注意。但她的五官却长得很端正，尤其她那双清秀而不荡媚的眼睛，使人发生无限的美感。黄昏在‘秦堤’散步、在‘点灯册’俯瞰，月夜在‘铧嘴’抚琴、听涛，暑天在‘分水塘’游泳、在‘飞来石’纳凉——都是人间的清福。”
　　桂林的美食也给熊佛西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桂林的三宝及其他》中写道：“任何名胜地方总有几样特具风味的土产或小吃，游人在游览风景之余，更可以饱餐当地味道。据闻桂林有三宝，曰马蹄（荸荠）、豆腐乳、三花酒……”在文中，他还介绍了价廉物美又消暑的绿豆沙、味道鲜美的金桔，详细介绍了美味的桂林米粉——“小碗里放着稀稀的几根米粉，清汤中漂着两片薄薄的马肉，一点葱花，少许胡椒，一人有时可以吃三四十碗。”
　　熊佛西豪爽热情，健谈好客。在桂林期间，他广交朋友，多会贤达。在桂林，他的住所是当时桂林文化人喜爱小聚的地方。尤其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榴园”（今崇善路一带），那里绿草茵茵，石榴花红，田汉、柳亚子、欧阳予倩等人常到这里品茶、聚谈，赋诗挥毫，留下许多雅事佳话。1943年12月22日，文学创作社举行的“战后中国文艺展望”第二次座谈会就是在榴园里召开的。
　　转眼八十余载，这位戏剧家在桂林留下的足迹已经写入桂林历史中，他的精神也在这座美丽之城传承延续。
　　2024年4月，纪念西南剧展80周年专题研讨会在桂林召开。熊佛西之孙熊梦楚接受桂林媒体采访时深情地说：“在过去，先辈们把自己的爱国情怀和精神追求都融入戏剧中。他们教会我们，只有成为一个爱民族、爱国家、辨是非、有情操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