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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苏展 文/摄
　　在上一篇写李宗仁故居的文章中我们提到，1911年，李宗仁入学陆军小学的第三年，家里为他说了一门亲事，这一年20岁的李宗仁就在临桂两江故居“安乐第”与隔壁村同龄女子李四妹成亲。婚后李宗仁给李四妹取了新名字——李秀文。
　　李秀文是李宗仁的原配夫人，他们成亲时，正逢李宗仁军事生涯的开端，婚后两人聚少离多。李宗仁戎马一生，李秀文伴随李宗仁的时间极其有限，但李秀文人生轨迹似乎都围绕着李宗仁以及李家在往前走。叠彩路上有一栋风格独特的“小洋楼”常常引起路人围观，这栋建筑便是李秀文在桂林的旧居。

　　“每到一个地方，有的住民房，有的住营房。”
　　说到李秀文的这一处居所，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她的过往开始说起。只有了解了她颠沛流离的过去，才会明白这一栋房子于她的意义。
　　上篇说到，1911年，李宗仁与李秀文结婚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军校度过，毕业后他又赶上了征伐年代，从此踏上了他的军事生涯。直到1919年，李宗仁驻防广东新会，并担任县长时，他才将在桂林临桂两江老家的李秀文接到身边一起居住。
　　也就是说，李秀文在嫁入李家后在“安乐第”生活了8年，8年后，她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从此开启了一段居无定所的生活。我们整理史料大概可以将其轨迹做一个简单概述：
　　1919年，李秀文到广东新会与李宗仁重逢，次年李秀文在新会生下一子，这是李秀文和李宗仁唯一的儿子。生子后不久，李秀文随军转移，到过惠阳、高州、肇庆。
　　1920年，粤桂战争爆发，李秀文又随军到广西玉林住了几个月。此时李宗仁因战事紧张无暇顾及妻儿，派人送李秀文和儿子回到桂林两江老家。李秀文和儿子回到老家后不久，担心战火烧到桂林，于是李秀文跟着公公婆婆以及族亲一大群人，又去往上海避难。
　　李秀文和儿子在上海住到了1923年，这一年，李宗仁旅部设在桂平。公婆主张李秀文携子到桂平，与李宗仁团聚。谁知这一去，李秀文的命运再次巨变，原来李宗仁在桂平经人介绍，娶了二房郭德洁。
　　1925年，广西宣告统一。李宗仁到南宁着手整顿建设新广西，而这一年，李宗仁父亲在上海病逝，李秀文和亲友护送遗体回桂林两江安葬，李宗仁因公务繁忙不能回乡亲自扶柩。李秀文此次回乡小住数月，在婆婆的建议下，去往南宁，继续跟随丈夫李宗仁。
　　在南宁住了一年左右，1926年，北伐战争打响，李宗仁出师，安排李秀文带儿子去香港读书。
　　李秀文与儿子在香港一住数年，直到儿子小学毕业，李宗仁再次安排李秀文携儿子迁回广州，以便儿子上中学。不久后，李宗仁也带着郭德洁到广州与妻儿重逢，这时虽然李宗仁和李秀文仍是夫妻，但生活上已不共同居处，十几年来，他们相聚次数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这一时期，他们虽然都在广州，但是两宅分居，李秀文继续带着儿子一起住，李宗仁和郭德洁一起住。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烽火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已不能安居，但敌人尚未侵犯到广西，当时桂林遍布天然的防空洞，省政府从南宁迁至桂林，李宗仁也让李秀文回到桂林，儿子李幼邻则安排出国留学。
　　虽然当时贵为“桂系”首脑的夫人，但是离开“安乐第”的那些年，拥有一个稳定的居所却是非常奢侈的事情，用其自己的话说“每到一个地方，有的住民房，有的住营房。”

　　回桂林，有了像样的房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广州相继沦陷，武汉吃紧，长沙大火，各地人口疏散，潮水般涌入桂林，桂林成为了抗日大后方。
　　生意人开始炒房，富人买房，穷人租房。这样一来，房屋住宅便告吃紧。在其他军官太太的建议和参谋下，李秀文也在义学巷（如今西巷）买下一座三进老式房子。用李秀文自己的话说：“这次回桂林，自己已有一所像样的房子了，在外十多年，都是客居，总打算有一天要回桂林安居的。”此外，李秀文还在依仁路买下了两间商铺出租。
　　1938年4月中旬，就在义学巷的房子里，李秀文收到了来自台儿庄的捷报。那天家里来客盈门，军官太太们为她庆贺，为她燃放爆竹。此后将近半年，桂林都沉浸在一派乐观气氛之中，军官太太们一直悬着的心，得到暂时安慰。
　　说到军官太太，当时李秀文和黄旭初的夫人经常走动。黄夫人当时图走警报方便，在木龙洞靠山边建了两间小楼房，李秀文有时候就坐上小车到黄夫人家躲空袭。敌机一来，他们就朝屋旁边的山洞一坐，无论炸多久，照样可以吃饭睡觉。黄夫人建议李秀文也在此再建一间躲避空袭的房子。
　　李秀文听罢确实心动，不过她觉得山边居住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在离黄夫人家不远的桂花街（如今的叠彩路1号）又买了一块地，这块地当时是个旱塘，周边比较清静，李秀文决定买下，他日儿子从美国回来也可以住，这里背靠美丽漓江，同时也方便去木龙洞躲避空袭，于是她特意找来省政府设计师，设计建了一间别致的楼房，由广州建筑工匠施工，建成之后，可以说是当时桂林首屈一指的住宅。这处住宅便是李秀文在桂林保留至今的唯一一处旧居，也就是我们今天走近的这一座。
　　新建一座顶级住宅的耗时是不短的，那些年，在桂花街新楼落成之前，李秀文都是住在义学巷老房子。1942年，就在桂花街新居建成之前，李宗仁母亲在临桂两江老宅“安乐第”离世，上篇有提到，这次葬礼是李家故居中发生的最隆重事件，临桂境内空前绝后的丧葬盛况。葬礼结束后，李宗仁匆匆赶回重庆，李秀文便索性在乡里住下，这是李秀文离开“安乐第”以后回乡住得最久的一次，直到年底桂花街新居落成，她才迁入新屋。

　　当时桂林找不到第二间那么讲究的洋房
　　桂花街这栋新住宅，比义学巷的好很多，就连李宗仁回桂林探访时，都忍不住称赞在当时的桂林找不到第二间那么讲究的洋房。“新屋坐西朝东，有宽阔的庭院，楼上楼下都有宽敞的阳台、花台，楼下一客厅、一饭厅、一书房、楼上则三间卧室，一间书房，各房的格式都不相同，一律纱窗壁橱，大门朝东，正中装上铁门，两旁一间是车库，一间是司机住房。厨房在正屋之外。一切看来都够满意的。”李秀文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新居。
　　李秀文住进了新居后生活过得比过去舒服许多，但她无时不是忧心忡忡，她经常去伏波山、叠彩山烧香拜佛，为抗日前线的丈夫和远涉重洋的儿子祈福。然而，令她担心的日子还是来了，入住新居不到两年，战火硝烟蔓延至桂林，1944年8月中旬，整个桂林疏散人群如大河奔流，一发不可收拾。李秀文随省政府大部队一路转移到百色。
　　1945年7月28日，桂林在沦陷200多天后得以光复，成为中国最早光复的省会城市。虽说重返桂林是天大之喜，但入城后，只见一片废墟，大街小巷瓦砾满地，路人疏落，曾经最繁华的十字街，房屋大多被日寇烧毁，完好的建筑寥寥无几。李秀文随车到桂花街看到，那在桂林首屈一指的洋房已全部烧毁，只剩一个空架子，再到义学巷看另一处居所，谁知也是炸的炸，烧的烧。好在李秀文的外甥先一步回桂林，已经雇木工在这废墟上修起几个房间作为临时住所。
　　桂花街这栋小洋房，日寇撤退时将其一把火烧了，但当时建造时因使用了上乘砖墙，所以没有倒塌，要重新修复并不难，但一年半载是修不好的。李秀文在义学巷住了一年多，桂花街的房子还没修复完成，却接到儿子来信说，要带着儿媳妇和孙女回国团聚，李秀文与儿子分别整整十年之久，得知归期，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于是，她再一次离开桂林去上海与儿子团聚。
　　在上海，李秀文和儿子还有儿媳妇一起生活，直到1948年，儿子决定去香港发展，她便决定随儿子一同去香港定居。临行前，她回了一次桂林把财产家务料理清楚。义学巷和桂花街的房子都交给家中亲属管理。1949年4月上旬，58岁的李秀文正式告别桂林，而她没想到，这一别整整二十四个寒暑之后，她才得以重返家园。

　　重返家园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李宗仁客居美国，当时李秀文却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前往美国，而被迫从香港转古巴，她一人又在古巴居住了几年，直到1958年，签证问题得到解决，李秀文终于获批，与儿子李幼邻一家在纽约团聚。
　　1965年，李宗仁与郭德洁先回国，在国内受到了极大的礼遇，随后，他电报李秀文和儿子都回国内生活。
　　1973年10月31日，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努力下，这位前国民政府代总统的原配夫人，终于回到了阔别24年的故乡——中国。中央统战部特派专员迎接，并安排李秀文到北京、苏州、上海、杭州、无锡等地观光。12月10日凌晨一点，回到家乡桂林当晚在榕湖饭店下榻。第二天，政府安排李秀文一行游览市区，并送她回桂花街旧居休息。
　　晃眼又是24年，李秀文再次踏入这间小洋房时，感慨万千：“我们从侧门入内，首先看到的是那株我在家时种下的橙子树，我出香港那年才开始结果，树冠还小，如今已亭亭如盖，枝繁叶茂。更可喜的是果实累累，也似点头招手，欢迎主人归来！”
　　“屋子里过去有的，如今都为我置好了，过去未有的，也补足了。”
　　“有整套的弹簧沙发，整套的精工藤椅，有巧匠制作的餐柜。厅门改为落地玻璃窗，一律装上淡绿色窗帘，更觉典雅。政府觉得我年时已高，把我的卧室移在楼下。”
　　回到家乡后，李秀文受到了国家的极高优待，就在桂花街重新修复的老房子里，她度过了安然的晚年。她的生活有政府照顾，身边有亲友相伴。李秀文偶尔行街，有些“老桂林”略认得的会称：“大夫人你回来了，回来比国外好，如今桂林变了！”
　　李秀文则回答：“不要叫夫人，我们是平等的，称伯母奶奶罢，若不是共产党好，我个人有天大的本领也不能回老家啊！”
　　李秀文的儿子李幼邻每次回来也都得到政府的欢迎，接送和款待，深感祖国的优礼相待，满心为祖国做些贡献。1977年，李幼邻为促进中美邦交正常化来回奔走于纽约、华盛顿之间，他是“促进中美邦交正常化大会”的筹备人之一。
　　因为生活被安排得分外妥当，加上一直有专门的医生照顾，李秀文活过了100岁。1991年，政府还专门为她庆祝了百岁生日，那天，作为抗日将军夫人的她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祝福。1992年6月18日，李秀文平静、安详地走完了这沧桑的一生。
　　2013年，李秀文旧居被列为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保留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