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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建雄

　　北宋“二苏”兄弟当年参加科考，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一起主持考试的还有贡举官王珪、韩绛、范镇等。欧阳修举荐文坛骁将梅尧臣担任点检试卷官，即由梅负责对阅后的考生试卷进行初分类，确定等级，然后上交贡举考官，也就是欧阳修。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祖师”，欧阳修自认为其诗不及梅尧臣；王珪、韩绛与王安石同年考中进士分列榜眼、探花、第四名，王珪是李清照的外公，范镇是当朝著名的史学家，这样的主考队伍堪称“天团”。那时考试科目繁多，比如论、诗、赋、策、帖、对义等。大家可能产生疑问：“什么是对义？”在这门科目中，考生需要从儒家经籍中摘录句子作为题目，然后根据这些经义来解答问题并写作文章。
　　欧阳修出的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围绕主政者奖惩赏罚进行议论。有一篇策论引起了点检官梅尧臣的注意。考生文章提出要赏罚分明，认为可赏可不赏的，要赏，以示广恩；可罚可不罚的，不罚，以示慎刑。最后考生得出的结论是：“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这样才能“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文章的观点完全符合儒家“仁政”思想，梅主检官眼前一亮，大赞“有孟轲之风”，于是马上呈给欧阳修审阅。欧阳修看后完全同意梅尧臣的初审意见，但对梅建议将这篇文章“定为第一”有自己之见，因为他预判这篇文章只有自己的入室弟子曾巩才能写出来，担心遭外界非议，最终“狠心”地定为“第二名”。
　　曾巩位列“唐宋八大家”最后一位，至今都是小学、初中语文填空题填写最多的“答案”，曾巩比苏轼在年龄上大18岁。因为曾巩是欧阳修弟子的缘故，所以欧阳修这一“避嫌”竟然“坑”的是苏轼，“第一”秒变“第二”；苏在对义《春秋》中也获得第一。有故事说苏轼是当年科考的“状元”，事实并未如此，即便后来苏轼的诗词歌赋成就最大，但当年在诗、赋的考试中成绩平平。呵呵，原来，大名鼎鼎的苏轼也有“掉链子”尴尬时刻。有一点需要澄清，“二苏”兄弟随父亲苏洵一起到京城参考，实际上苏父没有参考，后来受欧阳修等人举荐当了小官，说父子三人一起赴京迎考是真，若说“父子同考”则是乌龙。
　　事实真相在揭榜之后大白于天下。欧阳修很有歉意，急切地把苏轼召进府内对其策论文章进行了一番相互探讨。苏轼在文章中自编了一个“典故”，把《三国志》里孔融说的一句话引申作为论据，这是学富五车的欧阳修所没有想到的。苏轼解释的大意是说，读书而不读死书，可谓善读书，既然孔融是那样说的，以今日的立场来看待，也确实如此，我自己想想也原来如此。苏轼自己编排故事没有惹恼欧阳修，反而让欧阳修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后来，欧阳修写信给梅尧臣，其意说，苏轼确实有才学，老夫我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也正是励志成语“出人头地”的由来。
　　当年，礼部省考之后，还有最后一道考试关：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最后决定名次。据史料记载，这一届“全国高考”的状元是福建人章衡，第二名为窦卞，第三名为罗恺，其他有曾巩、曾布、林希、程颢、张载、吕惠卿、章惇、苏轼、苏辙等（史载，“二苏”排名绝不在前7名之列），那一届进士多达24人，号称“千年第一榜”，除前三名之外，其他还有很多声名显赫之人。按照当时民间惯例，同届考上进士之人互称为“同年”，所有考生与主考官是“师生”关系。不过，宋朝廷为防止主考与贡生结党营私，担心形成特定利益集团，经殿试之后的进士统称“天子门生”。在我看来，苏轼与欧阳修个人之间的情分理应另当别论，非世俗之缘能够说清楚。
　　把苏轼的科考之旅说成“高考”纯粹是风趣之言，按今天的分类来说，他应属“双一流”学生。从古至今，苏轼成为中国人争先恐后学习、模仿的偶像，皆因他轰轰烈烈的一生活得坎坷、通透、敞亮，活出了千百年唯一的“苏东坡”。
　　可亲，可望，可敬，是“苏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