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版 下一版 2024年05月20日

何红玉： 此生只为文场生 　　□本报记者 蒋璇

　　2024年5月14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西文场代表性传承人何红玉因病逝世，享年83岁。
　　何红玉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培养的第一代文场艺术家，曾任中国曲艺音乐学会、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广西壮族自治区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文联委员，桂林市曲艺家协会主席，两次以广西唯一的曲艺代表资格出席全国文代会；曾获得首批和第二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广西文学艺术家十三年成果展示会文艺家”“全区老干部先进个人”等称号，享受国务院津贴，被称为国宝级文场大师。
　　作为一名集演、编、创、导、研于一体的曲艺专家，何红玉毕生致力于广西文场的发展，矢志传承与创新，可以说，广西文场的今天，离不开何红玉的贡献。
　　如今，一代大师驾鹤西去，但何红玉留下的广西文场表演艺术，以及她对文场艺术的执着精神，影响着下一代文场传人。
　　结缘文场：
　　“是那最好的选择了我”
　　1941年2月，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何红玉出生在荔浦马岭鱼讪村。两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后，她随爷爷奶奶生活在阳朔高田。
　　少时的何红玉聪敏伶俐，学习方面表现得十分优秀，也展现出极高的艺术天赋，曾两次跳级并被保送，1958年，她被保送至广西矿冶院（现桂林理工大学）物探系。虽然学习的是地质专业，但何红玉热衷于参加各种文艺汇演，正因如此，她遇上了引她走上文场之路的恩师王仁和。
　　彼时，何红玉正参加广西第二届民间文艺汇演。在后台排练节目时，偶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了一阵优美的唱腔，“黄昏卸却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蕉声一阵一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嗑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她循声寻去，发现原来是文场大师、盲人艺人王仁和在弹唱文场曲目《骂玉郎》。何红玉当即被文场这种极富情感且唱腔细腻的表演形式深深吸引，自此，她爱上文场，并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拜师王仁和后，何红玉如同对文场着魔一般，时时刻刻都在练习，课间时，走路时，就连洗衣、干活时也会哼上几段。当时，还在学校广播站担任播音员的她，每次播报完新闻后，就会“私心”占用一点公共时间，用广播给同学们表演一段文场节目，每天唱上一段，久而久之，这也成了校园广播的“片尾曲”，受到同学和老师们的热切追捧。
　　何红玉热爱文场与文艺表演，一直勤奋练习曲艺功底，加上她的嗓音清丽甜美，在舞台上落落大方，很快引起了当时桂林文化部门的重视。
　　1959年，由桂林市文化局筹建桂林市文场戏曲训练班，正好需要招募年轻的艺术人才，何红玉便被作为吸纳对象。得知这个消息后，何红玉十分高兴，婉拒了学校领导与同学的多次挽留，决定去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正式将文场作为主业后，深觉“时间太紧”的何红玉每天都利用休息时间补练基本功，练习走台步、练身段、压腿、调嗓子，恶补音乐基础知识，用心打磨情感和唱腔这些细节，短短几年间，她逐渐缩短了和其他人的差距，并取得突破和进步，深得老师的器重，开始在广西曲坛崭露头角。一曲《骂玉郎》，更是成为何红玉的金字招牌曲目，她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因为《骂玉郎》。她的一生，与《骂玉郎》紧紧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名具有大学文化的曲艺演员，何红玉不满足于像老一辈艺人那样仅靠口耳相传，学得几十个传统唱腔和数十个传统剧、曲目。她深知，曲艺短小精悍，一人多角，灵活轻便，反映现实快的特点，真正优秀的演员不能只停留在匠艺似的演唱层次上，而是应该朝着自编自演，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她立志做一个一专多能的新一代文艺工作者。
　　为了提高艺术修养，何红玉先后向广西艺术学院院长、音乐家满谦子教授及上海音乐学院韩洪夫老师求教，两位老师十分厚爱这位勤奋好学的学生，开列书单，耳提面命，以函授加面授的方式，悉心指导她学习。
　　1964年何红玉到天津市曲艺团学习，得到京韵大鼓大师刘宝全传人小映霞点拨。在众多名师的指导下，何红玉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一名优秀的曲艺演员，她将从民间艺人那里学到的演唱风格与现代声乐科学的发声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运用到舞台演唱的艺术实践中去，在桂林曲艺演唱技巧的提高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回首从艺之路，何红玉借用了泰戈尔的一句小诗，“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选择了我。”
　　抢救遗产：
　　“守好老调 唱出新曲”
　　六十年代中后期，正处于演艺生涯鼎盛时期的何红玉与全国人民一道遭遇了文化浩劫，随着全区唯一一个曲艺团体的撤销，“文艺黑线上的红人”何红玉被迫离开文艺队伍，被发配到一个商场当了售货员。
　　干一行爱一行的何红玉很快把售货员这门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但夜深人静时，她每每想到传承了几百年的曲艺艺术即将湮没在时代中，便夜不能寐。
　　1968年，王仁和病逝。恩师的突然离去更让当时年仅27岁的何红玉深刻意识到，广西文场在传承上面临着一个巨大危机——没有文字记载，也没有录音记录。
　　事实上，近300年来，广西文场一直都是以口传心授的形式传承，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文字资料把它系统地记录下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何红玉与丈夫、桂剧世家子弟、桂林市文化局创作室主任、高级编剧苏兆斌一道，开始了十余年在民间艰辛的采风之路。凡是有民间老艺人的地方，无论多么偏远，都留下了夫妇二人的足迹。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落后，许多民间老艺人居住的乡镇不通汽车，为了探访这些民间“”们，他们下了汽车换乘拖拉机，实在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在乡间小路上步行，最远的一个老艺人，两人下了汽车整整步行了半天后才访到。
　　其间，他们跑遍了广西文场流行的四十多个县市，乃至乡镇，采访过四百多位民间艺人以及有关人士，对文场的历史、流派、流传区域、著名人物、著名版本及声腔、唱本等进行深入的考察调研，搜集了大量的实物和音像资料，其中包括许多如今已经失传了的广西文场唱腔，剧（曲）目，至今保存在桂林市群众艺术馆的近三百盒录音磁带，见证了这一浩繁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何红玉陆续独著或合著了《曲韵——广西文场音乐研究》《戏韵——桂林文场戏考》《音韵——广西文场音乐集成》《词韵——广西文场小调词集》《剧韵——广西文场文本集萃》《广西文场——桂林山水情》等一系列专著，可以说，这些专著的出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填补了文场音乐研究的空白，使之有了一套解读广西文场的百科全书。
　　做演员的同时，何红玉还创作曲目，编写音乐唱腔，参与舞台排演。她一面向艺人学习，一面在不断地摸索中创编出既有新意又不脱离传统的好作品，这些曲目题材广泛而丰富，内容和唱腔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有对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讴歌的《新官上任记》；有对民族优秀传统伦理道德赞颂的《五娘上京》；有对爱人民、人民爱的周总理缅怀的《榕湖春暖》；有对革命情操艺术心得与高洁的朱老总崇敬的《春兰吟》；有对现实生活真实事件抒写的《爱的女神》《独特的婚礼》；有对桂林山水咏叹的《仙境怎比我桂林》《桂花吟》；有对“四有”新人颂扬的《情深意切》和《车站轶闻》。其中，《五娘上京》《榕湖春暖》《春兰吟》等十余个作品分别获得文华奖、牡丹奖和群星奖等全国一级奖项。
　　毋庸置疑，何红玉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广西文场精髓，更赋予了这一传统曲艺形式新的生机与活力。
　　传承创新：
　　“让文场走出国门”
　　2008年6月，广西文场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2年12月何红玉被认定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此时，她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一边专注研究和著书立说，不敢有丝毫懈怠；一边在日常生活中深入基层传承文场。对于弟子们，何红玉首先要求为人正直，然后才讲艺术成就。
　　“只有通过实践再去教，文场才是流动的。”在教学方面，何红玉在口耳相传教唱、教研的基础上，注重理论学习，强调赏析观念，将两者结合进行综合教学。她的家传弟子有儿子苏俊敏、孙女苏恬睿，培养的嫡传弟子有徐海燕、顾青、陆絮彬、申婷、周治红等。家传弟子苏俊敏继承了她的衣钵，在曲艺的创编、导演上崭露头角，已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何红玉认为，通过融入时代精神、现代理念和当代舞台表现手段，才能更好地实现戏曲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观众审美相契合。
　　除了给“大”学生教学，何红玉还十分注重小朋友的培养。近年来，她带领弟子们走进学校，开设兴趣班为孩子们进行培训，让孩子们熟悉了解广西文场艺术，能够完成初级表演。每每看到孩子们热情好学的样子，她便觉得十分欣慰。
　　“把广西文场传出国门，走进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的使命，只有这样，才无愧我与文场结缘的一生。”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从艺六十余载的何红玉仍闲不下来，一直坚持参与广西文场的编曲创作，以及对晚辈的传帮带上，带领新一代的传承人在传承与创新中找寻广西文场的春天。
　　如今，何红玉的人生虽走到终点，但文场走向世界的序幕已逐渐拉开，她的学生们已接过了传承文场的大旗，让文场这门曲艺艺术走进校园，走进乡村，走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图①：何红玉　　　　　　（亲属供图）
　　图②：何红玉（右）演出照（广西文场《晴雯补裘》，1962）
　　　　　　记者蒋璇翻拍
　　图③：年轻时的何红玉（左一）与乐队一起演出。　　　　　　　　 （亲属供图）
　　图④：何红玉指教嫡传弟子徐海燕。
　　　　　　 （亲属供图）
　　图⑤：何红玉著书合集。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