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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今天漓江边的逍遥楼，是在当年的旧址上重建的。看到逍遥楼，总会让人想起宋之问的“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
　　记者杨湘沙 摄
　　
　　图②：美到令人忘记呼吸的桂林山水。
　　 （资料图片）
　　褚遂良死于被贬爱州任上，当时是公元659年。
　　于桂林而言，褚遂良同时代的人，也有一个被贬到了桂州，虽然没有再往爱州贬的记载，但更可悲的是，关于他在桂州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居然完全找不到任何文字。像褚遂良，虽然两个儿子都受到了牵连，被杀死在前往爱州的路上，但起码是知道他后来被允许回到中原老家安葬，也重新恢复了他生前的名誉。但这个人，比褚遂良年纪小一些的贵族后裔，所有的文字记载都以“流放桂州”之类的字眼作为结束。
　　这个人的名字叫萧嗣业。曾经跟随唐朝猛将苏定方平定西突厥的干将，却因为一场败仗被贬到了桂林，然后，最大的可能是，卒于桂林。

　　错一次，毁一生
　　史书记载称：萧嗣业，唐朝名将，梁明帝萧岿曾孙。幼年时就跟随隋炀帝，后随萧皇后入东突厥，贞观九年(635年)回国，领突厥部众。累转鸿胪卿，兼单于都护府长史。曾招降薛延陀咄摩支，参与讨伐西突厥、高句丽、回纥。调露元年(679年)，突厥反叛，萧嗣业率兵讨伐，大败而回，被流放岭南。
　　古籍的只言片语，大抵让我们知道了萧嗣业的生平过往，但也徒生很多感慨。败了一仗，还全靠祖宗福荫，才得以免死，然后被流放岭南的桂州。
　　流放桂州，说明了两件事情，一是萧嗣业的过不及褚遂良大，不然，应该是流放到爱州，也就是今天越南的清化（那是个可以看到大海的地方，当年就是天涯海角了），而不是具有战略重地要义的桂林。二是，当年的桂林，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往北，通湘江，可以和中原相连；往南，就是更艰苦的交州、爱州，属于皇帝经常忘记的地方。
　　萧嗣业出身兰陵萧氏，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常州一带。曾祖是萧岿，后梁孝明帝，祖父萧珣，南海王。祖姑萧氏，隋炀愍皇后。萧嗣业的这个姑奶奶后来称为萧皇后，历史上也是一代佳人，先是隋炀帝的皇后，后来又当过突厥的王妃，最后被李世民接回了中原。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挣扎求存的女人的命运，哪怕是曾经皇帝的女儿，也如同随风飘动的草芥，完全由不得自己做主。
　　萧皇后嫁给隋炀帝后，年少的萧嗣业便跟着隋炀帝一起生活，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杀掉后，萧嗣业便随萧皇后避难入东突厥。按史书记载，贞观九年(635年)，李世民从突厥接回了颇有美名的萧皇后，萧嗣业随之归国，因为熟悉突厥方面的情况，李世民让萧嗣业领突厥部众。后来，萧嗣业任鸿胪卿，兼单于都护府长史，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西突厥的军政事务。
　　贞观二十年(646年)，薛延陀咄摩支南奔荒谷，李勣，也就是徐懋功，派遣通事舍人萧嗣业前往招慰，咄摩支投降。萧嗣业立了一功。
　　显庆二年(657年)，苏定方与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分兵讨伐西突厥。苏定方大败突厥兵马，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西逃。苏定方命萧嗣业率兵继续追击，大胜。
　　显庆六年(661年)，高宗派平壤道(初为辽东)行军大总管苏定方、平壤道大总管刘伯英，与新罗联军由百济故地南北合击高句丽时，萧嗣业任夫馀道行军总管参加了战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调露元年(679年)，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落相继反唐，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得到二十四州响应。高宗遣鸿胪卿萧嗣业、右千牛将军李景嘉率兵讨伐，被温傅打败，兵士战死万余。萧嗣业免死，流放桂州。
　　从萧嗣业过往的战绩来看，他并非一个不知兵的人，之所以在这一次败得这么惨，最主要的原因是运送粮草的队伍被偷袭，导致军心不稳，一溃千里。这也成了后来继续打击西突厥的裴行俭用来教训手下的经典案例：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尚诈。意思就是，招揽士人，靠的是诚意，对敌之时，狡诈之计不可少。“前日萧嗣业粮运为突厥所掠，士卒冻馁，故败。”然后裴行俭以粮草为饵，安置伏兵，把试图偷袭粮草车队的突厥兵弄得呜呼哀哉，从此再也不敢打裴行俭粮草车队的主意。
　　死了一万多人，仓皇逃窜，萧嗣业之前的战功，和他家与李唐的渊源，最多也只能保他一条命。免职，流放岭南的桂州，却是躲不开的处罚。
　　记者查阅了不少资料，试图找到萧家在桂林地区后裔的一些端倪，但一无所获。史上的萧家，在岭南地区，更多的是分布在广东一带，此外，湖南、江西、福建，都有萧氏后裔繁衍的痕迹。
　　这是萧嗣业的悲哀，一路在西北苦寒之地挣扎求存，好不容易回到中原王朝，为唐朝皇帝打了一辈子仗，一路都是追着别人打，战功无数，谁知一战失误，竟让他身败名裂，流落异乡——尽管萧嗣业眼中的那异乡，却是桂林人引以为傲的家乡。
　　按《旧唐书》的记载，萧嗣业最终“配流岭南而死”。
　　唐朝小错，桂林大幸
　　隋朝时，就实行过流徙制度。但隋朝命短，总共三十八年而已，这制度，到底执行力度有多大，也很难考。所以，我们除了知道周法尚曾经当过桂州的老大外，其他还有谁是被贬流放到桂州的就不得而知了。哪怕是之前我们曾经说过的令狐熙和李袭志，也更像是被委以重任，而不是被贬——当然，流徙到桂州以外其他地方的官员，并不在少数。
　　倒是到了唐朝以后，到“瘴疠之地”的桂林做地方官似乎就成了被贬官员们绕不开的宿命。诸多曾经长袖善舞、声名显赫的高官大咖，被贬后都和桂林发生了关系。比如说褚遂良、宋之问、张九龄，比如说戎昱、李商隐、李渤、元晦等，先后都来到桂林做地方官。虽然不复往日的风光，但依然还有官身，还有俸禄，在桂林一地，起码也受人尊重。不至于像萧嗣业这样，连官职都被一撸到底，并且客死他乡，委实凄惨。
　　必须承认，唐朝初年，其实是沿袭了隋朝的很多制度并发扬光大的，科举制算一个，这流徙桂林，也算是其中之一吧。据本地学者考证，在隋朝的流徙制度基础上，唐朝又增设了一项贬降制度，规定：凡是犯罪或者有过失的官吏降秩贬级，一律例授偏远之地。此时的桂州，显然还在偏远地区的范围内。这可能也是隋末的周法尚和唐初的李靖一俟岭南平定，就赶紧回中原主持大局的根本原因，打仗平乱可以，千万别让人以为自己被贬了。也是这个原因，从褚遂良一路被贬的路径，大致可以看出哪些地区更重要：从潭州（长沙），到桂州，最后到爱州，一路下行。
　　这样的制度，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但当它变成朝臣争权夺利的工具使用时，它原本的正面意义就要打个很大的折扣了。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唐代，被流徙贬官到包括桂州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人数，成百上千。虽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这些官员中，是否每一个都罪不容赦呢？恐怕也未必。
　　这可以说是朝廷一个小小的错误，起码皇帝也有失察之嫌，不过，这却可能是桂林的大幸。那个年代，什么最重要？人才啊。这些贬到桂林的高官和文化大员，本身在学识和执政一途上，普遍都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积累，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了，更何况褚遂良、宋之问、张九龄、戎昱、李商隐、李渤、元晦这样的人物？哪个不是一把可以照亮桂州文化黑夜的火？
　　萧嗣业的情况比较特殊一些，完全被朝廷当做了自生自灭的弃子。不过，这样一位长期在西域往来厮杀见过大场面的军官，哪怕幽居在桂林的荒郊野岭，影响周边几个村子的民风，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惜古籍上未能找到相关记载。
　　萧嗣业的主攻方向是打仗，被流放到桂州后，手下没兵，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不奇怪；褚遂良是著名的书法家和政治家，本该在桂林留下些东西的，但一则他滞留桂林的时间很短，只是在当时的开元寺借住了一下，然后就被发配到爱州去了，也留不下什么。加上还有个乾隆年间愚蠢的临桂县典史，把褚遂良书写的金刚经铲掉，结果就成了今天这局面：我们能看到褚遂良在他地遗留下来的很多书法作品，但和桂林有关的，就只能停留在想象中了。空余恨，却道天凉好个秋。
　　褚遂良没在桂林留下更多痕迹的第二个原因，则可能是和他主攻书法，但疏于文辞有关。不像后来的宋之问、张九龄、柳宗元、李渤等人，皆长于诗词文赋。
　　宋之问的人品有很大争议，但他赞美桂林山水的诗篇，其韵味之佳，却是大家都认可的。比如他在登上漓江边的逍遥楼后，曾赋诗一首：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北去衡阳二千里，无因雁足系书还。此诗把游子思乡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宋之问在桂林留下的诗篇还包括《桂州三月三》《始安秋日》等，皆为才情上佳之作。
　　张九龄曾游虞山，写过一篇《祭舜庙文》，流传至今。而他的《巡按自漓水南行》，更是因为首次正面描写漓江风景，让今人仍是称颂不已，“……况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奇峰岌前转，茂树隈中积。猿鸟声自呼，风泉气相激……”将漓江的山奇水秀、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意境描写得如此引人入胜，也是难得的佳作。
　　柳宗元被贬的目的地是柳州，但中途经过桂林，并在桂林住过一段时间。他的散文《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赞桂林“桂州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三言两语，就把桂林的喀斯特地貌生动描绘了出来，另一篇《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记启》散文中，“今是亭之胜，甲于天下”，更是第一次把桂林的景致和甲天下三个字联系了起来，遂成后来“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句的真正源头。
　　李渤也曾留下过关于南溪山“南眺苍梧云，北望洞庭客”的佳句，相当大气；而“惟有隐山溪上月，年年相望两依依”，更是深刻反映了他对桂林山水的眷恋之情。
　　李商隐“沙岸竹森森，维艄听越禽。数家同老寿，一径自阴深”的诗句，也是充分表达了他对桂林山水和乡土民风的喜爱之情。在桂林时的身份不同，地位有异，关注角度不同，所抒发的感情有别，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据学者统计，李商隐在岭南总共留下了四十多首诗歌，是创作最丰富的诗人。
　　最有意思的可能是韩愈。韩愈并没来过桂林，他被贬到了更远的潮州。但没有吃过猪肉，却也见过猪跑，所以，在得知严谟要出任桂管观察使，驻地在桂林后，韩愈忍不住就写了首名为《送桂州严大夫》的诗。当中两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竟成为了今天谈论桂林山水使用频率最高的佳句之一。所以说，什么时候都不能低估文人的想象力。
　　像这样的文人墨客大家，在桂林留下的作品很多——后面我们还可以继续聊他们的话题——因为他们的缘故，让桂林自唐代以来，就以山水闻名海内。他们的作品，在中原地区并不会因为自身仕途遇挫而影响力稍减，反而会更加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呦呵，贬官虽不是什么好事，但反正要贬，就贬去桂林吧。贬去桂林，可以寄情于山水间，也算是种安慰吧？中国古时的文人，看的老庄书多了，厄运来临时，应该还是很会调整心态的。
　　除了通过自己的笔墨让桂林山水显于天下外，他们身体力行，给桂林文化界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其意义可能更加不容小视。也许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会有唐代“桂州三才子”的横空出世，才会有后朝无数的进士状元。唐代的桂州三才子都是桂林本地人，通过科举考试，他们进入了中央王朝的大舞台，可以说，从唐代开始，实际上桂林已不是中原人传说中的蛮荒之地、化外之地了。
　　之前所说的萧嗣业，似乎没有给桂林带来什么大的变化，甚至连关于桂林的只言片语都不存，但是，以西方前辈凯撒大帝战报中说的那三句著名的“我来了，我看到，我征服”为例，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这段简洁的战报中至少有三分之二能引起萧嗣业共鸣。换成萧嗣业的语气，大抵可以这样描述：桂林，我来了，我看到，我够了。
　　征不征服什么的，于萧嗣业而言，没有什么意义，其实这个时候的萧嗣业，估计也无所谓了，只要能身处传说中的桂林，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