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 2023年11月15日

□本报记者 杨湘沙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李袭志主政桂林多少年？有说二十八年的，也有说三十八年的。以二十八年计，李袭志603年来桂林，走时631年；以三十八年计，走时641年。真有这么长吗？时代久远，无法考证。
　　但不管是二十八年，还是三十八年，李袭志对桂林的感情都毋庸置疑。历史上，对于桂林人来说，当然李袭志说起来更亲切，但放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下，李袭志的弟弟李袭誉的成就似乎也不输于哥哥。
　　李袭誉，字茂实，曾在隋朝任冠军府司兵。史书记载，唐高祖李渊平定长安后，召入朝廷授任太府少卿、安康郡公——这件事情也让我们对李渊能顺利招抚李袭志有了个基本的理解，毕竟李渊是让李袭志的儿子李玄嗣送亲笔信给他的。儿子、兄弟都在李渊手下干活，李袭志还有什么放不开的呢？同宗共祖说法一出，李袭志更是没有多少心理障碍了——唐太宗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时，李袭誉被授潞州总管。多次升迁至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江南巡察大使，在任期间任免了很多官员。后召入朝廷任太府卿。后升任凉州总管，改任同州刺史。在凉州因私愤用杖刑打死番禾丞刘武而获罪，废为平民，流放泉州，去世。
　　这两兄弟，都是一根筋的人，都是一方大员，但弟弟的脾气似乎更大些，不像当哥的李袭志，只有在保卫桂林的时候才表现出了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
　　李袭志打仗未必有他弟弟厉害，毕竟当年平定岭南动乱的时候，李世民是派了李靖过来的。李靖待了三四年，就让包括桂州在内的岭南地区很服气，然后回北方征战，把看上去四平八稳的桂州留给了李袭志。
　　唐代的桂州，是个大州，在整个岭南道里，只有广州所辖的十三个县能大过桂州所辖的十一个县。就当时的情势来看，整个岭南，除了广州，最重要的就属桂州了。但当时广州一带，时有百姓造反，就连南越首领冼夫人的孙子冯盎，也是屡屡和周边大打出手，并没顾忌中央王朝的感受。不过桂州一带，则相对要平静很多，这里面，你要是说李袭志一点功劳都没有，似乎也说不过去。
　　但李袭志再厉害，终究还是要回老家的。那么，接李袭志的班主政桂林的是谁？
　　名不见经传。
　　但这个空窗期之后，我们知道，起码褚遂良出任过桂州都督。

　　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
　　褚遂良(596—658年)，字登善，杭州钱唐(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唐朝宰相、政治家、书法家，弘文馆学士褚亮之子。
　　从这段叙述来看，褚遂良妥妥的书香门第出身无疑，但这和李袭志的李家以武彰名是有明显区别的。唐朝初期，功名单凭马上取，武将还是很有地位的。所以，褚遂良能搏到后来这个地位，相当不易。
　　公元596年，褚遂良在名门贵族之家出生，这个时候，即将主政桂林的是令狐熙，而李袭志也是有了去桂林上任的各种积累。褚遂良的父亲褚亮在隋朝官至散骑常侍一职，褚亮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友。而虞世南、欧阳询都是一代书法大家。有这些人自幼的熏陶，褚遂良的书法能差到哪去？
　　褚亮因与杨玄感有交情，故在杨玄感起事被镇压后左迁为西海郡司户——反正是给点面子不杀你，但必须贬的意思。617年，薛举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二十一岁，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再怎么说，褚遂良写得一手好字啊。这件事情说明了一个道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那个年代来说，一手好书法，比得上数理化。
　　当然，褚遂良并不是仅凭一手好字就混得风生水起的，他本身对于政途就有不俗的见解，这应该与他渊源的家学分不开。所以，李世民颇喜欢他，甚至在即将归西的时候，召至床前托孤的两个人中就有褚遂良。另外一个是大舅哥长孙无忌。
　　649年，李世民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然后又对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国家之事，我就放心了。”
　　李世民的这番话，长孙无忌当在意料之中，毕竟他妹妹是李世民的老婆，长期身居高位，与李世民又是布衣之交。这么多年来，宠辱不惊，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但对于一心要向李世民负责的褚遂良来说，可能免不了就有些飘。
　　褚遂良当过李世民的起居郎和黄门侍郎，一个是记录皇帝起居细节的史官，一个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自视过高也是难免。所以，后来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废王皇后另立李世民的才人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褚遂良是坚决反对的，且是冲在最前面那个，一番大义凛然的话说完后，就把长孙无忌和李勣都挡在了身后。
　　这当然是一种有担当的良心表现。但褚遂良晚年悲凉，可能也源于此种性格。所谓有因必有果，沾了李世民的因，就有了后来被武则天贬往岭南的果也就在情理之中，然后客死他乡，岂能说不悲？
　　从这个角度来说，褚遂良是不如前辈李靖的。也曾任检校桂州大总管的李靖，已经看清了一切，老年后装疯卖傻、装聋作哑，不怎么出声了。而年近六十的褚遂良，性格孤傲，始终还是压不住性子，结果被武则天狠狠地踩了一脚。所以李靖享年七十八岁，得了个善终，而褚遂良哪怕最后向李治求情，诉尽衷肠，服输了，仍是不得善终——碍于武则天的面子，李治也不好放他一马。虽然比一般人活得长，享年六十三岁，但一想到从朝廷中枢类似宰相的职位被贬至潭州（今长沙）刺史，再贬至桂州，最后是爱州（也就是现在的越南），这一路走下来，一路向南，越走越燥热，心里却是越走越凉，越走越潮湿，那是何等的落魄，何其的凄凉？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褚遂良在桂林待的时间很短，从被贬潭州到死于爱州，不过短短两年时间，至于桂林，他更像是个过客。但从明面上来讲，毕竟他还是当过桂林老大的人，而且，他还在位于民主路万寿巷的开元寺留下了墨宝，多少也是个在桂林留下过痕迹的名人。

　　褚遂良这个人
　　褚遂良是个敢于在皇帝面前表达自己意见的人，性格耿直，说话不留情面，看皇帝做法不妥，时不时都要敲打一下。而且，大多数时间，皇帝李世民还都听得进去。这也是李世民临终前找褚遂良托孤的主要原因。
　　据《资治通鉴》记载，早期太子还是李承乾的时候，在李承乾手下工作的张玄素多次劝谏因患足疾而逐渐变得性格叛逆的李承乾要有太子的样子，李世民听说后，就升了张玄素的官。但后来，可能因为太子的表现不好，李世民对包括张玄素在内的一些负有教育责任的大臣有些失望，就单独拿张玄素来说事。
　　唐朝皇帝李世民当着朝臣的面大咧咧问过张玄素几个问题，比如说你在隋朝时当什么官、未当官的时候干什么？语气十分不友善，带有很强的侮辱性质，直接把张玄素吓得出门后“殆不能步，色如死灰”。当时还是谏议大夫的褚遂良看不过眼，就提醒李世民：“君能礼其臣，乃能尽其力。”
　　褚遂良解释说，张玄素出身是贫寒了一些，还在腐败堕落的前朝效过力，当过小小的县尉，但您老是看在他的才学分上才提拔到三品官职的，而且他为您儿子的事也是尽心尽力，您又何必在这么多大臣面前再拿他的出身问题说事呢？张玄素心情郁结，成一朝之耻，难道真要让他以死全义吗？这话说得很重，不过李世民听进去了，“朕亦悔此问，卿疏深会我心”。
　　贞观十六年（642年），李世民有一天没事干，突然想起找褚遂良要他记录的有关皇帝起居的资料来看看，结果直接被褚遂良拒绝了。褚遂良说，史官记录君王的言行举止，是为了让君王在想做坏事的时候多少有些敬畏之心，不敢为所欲为，但从没听说过自己拿来看的。言下之意就是，你要看了不满意，难道让我改不成？李世民说那要是我什么事情做得不好，你也要记下来？褚遂良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职责所在，“不敢不记”。搞得李世民只能讪讪一笑，哦，说得也有道理。这硬度，简直就跟魏征有得一拼。
　　在军事和政务方面，褚遂良也会时不时提出一些在当时看来颇有道理的意见。比如说，在李世民问起现在天下什么事最紧急的时候，褚遂良“太子、诸王早定名分最急”的建议，就颇得李世民首肯，说明对于朝廷的大局，一应轻重缓急，褚遂良是有着清醒头脑的。
　　再比如说，在谈到各民族杂居、时有动乱发生的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问题时，褚遂良也提出过自己独到的见解，大意是：您老派大兵征伐高昌，沿途成本很高不算，所经地区经济因之肃杀萧条，好多年都难以恢复。而且高昌这个地方，路途实在遥远，气候环境也都相当糟糕，真要您这边有事，山长水远的，高昌能有一兵一卒拉得出来帮您？更何况，战后您派人戍守，也是件很麻烦的事，恶劣环境下，思念故土的士卒叛逃必定成为常态。褚遂良的意思是，大可以效仿对突厥、吐谷浑的做法，不用朝廷自己驻军，而是在当地扶持一些有声望的土著势力来进行有效的治理。打是可以打，“叛而执之”；但打服了后，完全可以“服而封之”。再把大军留在那里，徒耗精力，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褚遂良的建议，也是综合考虑了当时朝廷的现实情况，认为朝廷眼下的重心更在于经营腹心之地，“然则河西者，中国之心腹”。其建议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志在让“内外安宁”。在李世民手下诸多的大臣中，褚遂良看上去更像是“鸽派”，不赞成过分使用武力，更倾向于抓民生和廉政建设。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安抚边疆少数民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在褚遂良看来，显然“以信义而抚戎夷”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一是对少数民族守信能够充分显示中原王朝的大国形象，二则也是避免民族内战的有效途径。
　　李世民当时兵强马壮，气势正足，一开始显然没把褚遂良的意见放在心上。但当西突厥来犯，而高昌这边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时，李世民也是有些后悔的，他说：“魏征、褚遂良劝我复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自身实力尚未到巅峰，而兵力分得太散，注意力不集中，难免要手忙脚乱一番。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褚遂良对时局的判断能力，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很多时候，在一些拿不定主意的小事上，李世民也是要向褚遂良请教的。比如说曾经有一次，大概是贞观十七年二月份的时候，李世民就很好奇，问虞舜帝想做些漆器玩一下，怎么当场劝谏的就有十几个？这点小事，有什么可谏的？褚遂良回答道，“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过瘾了，接下来就是金玉。我们做臣子的，有义务提醒君王防微杜渐。有意思的是，这话，李世民又听进去了。
　　在《资治通鉴》一书上，类似的对话，和褚遂良相关的不算少，细看之下，宛若散落泥尘的珠玉，闪烁出蕴藏在褚遂良体内却又无法遮挡的人格上的亮点。
　　李世民废太子李承乾时，在两仪殿开大会，所有的大臣都被叫出去后，只留下了四个人，其中就有褚遂良一个。联想到李世民临死前托孤，褚遂良也是两人之一，我们大概也能看出这个经常和李世民私聊并且忠心耿耿的褚遂良，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地位了。
　　至于褚遂良后来在唐高宗李治的手下没有得到善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古来圣贤皆寂寞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褚遂良给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书法，反倒是他从政的一些经历、他的一些当时来看堪称真知灼见的执政理念，似乎被大家选择性地遗忘了。这和那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诗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后世的分析总结认为，褚遂良的楷书代表作品主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史称褚遂良研习多种字体并综合运用，早期尤善隶书，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史陵，然后学习舅父虞世南，终法“二王”，且融会贯通汉隶，自创一体，所以被称为“初唐四大楷书家”之一，人称“褚体”。
　　贞观三年(629年)，为了纪念死去的将士，李世民下诏在隋末战乱时期的战场修建庙宇，为死难战士祈福。其中在战胜宋金刚的晋州建立慈云寺，由褚遂良书碑。后来唐朝的凌烟阁，收录了二十四位功勋卓著的名臣良将的画像，书写序文的也是褚遂良。当中，曾在桂林当老大的李靖位列第七。
　　贞观十年(636年)，褚遂良出任起居郎，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逝世，魏征将褚遂良推荐给李世民，李世民命他为“侍书”，仍是和书法典籍有关的职务。史料记载，李世民曾广泛搜集王羲之的法帖，而褚遂良可以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后不知什么原因，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三年后，李治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相当于组织部部长，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永徽四年(653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褚遂良政治生涯的顶峰。
　　然后，在李治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上，褚遂良得罪了一大片。褚遂良极力反对废黜王皇后，其后又主张即便立后，也要立贵族之女，不可立曾服侍过太宗的武则天。据说，褚遂良把手中的笏板放在殿阶上，叩头流血，说：“还陛下此笏，乞归田里。”
　　这举动看上去有点傻，但这就是褚遂良的性格，当然，也和他一直以来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地位不凡有一定关系。问题是，李治是李治，不是他爹李世民，而且，李治是皇帝，你说你这一使性子撂挑子不干，难道唐朝就干不下去了？吓唬谁呢？在这一点上，褚遂良真不如李靖看得透。
　　据本地学者考证，显庆二年(657年)，褚遂良从潭州任上再贬任桂州都督。在桂林期间，褚遂良曾住在城南的善兴寺。善兴寺后改名开元寺，位于今天文昌桥南边民主路的万寿巷内。据说，褚遂良曾书写过一幅金刚经，刻于开元寺舍利塔前。这幅褚遂良的亲书碑刻，一直保存到乾隆年间才被当时的临桂县典史严成坦铲去，也是悲哀。
　　今天的桂林，舍利塔尚存，但开元寺已不见踪影。如今的桂林，山水仍在，却难觅褚遂良的踪迹。
　　贞观十八年(644年)，按照司马光的描述，李世民曾一一评价手下的几位肱股之臣，关于褚遂良，李世民是这样说的：“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