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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菡栖
缘起桂林的《顶点》
　　最近翻看抗战时期的期刊，无意中看到一本《顶点》。简洁的红色封面，大32开，共60余页，所有文字均从右向左排列。上方为三排，最上端一排黑色小字是“艾青·戴望舒主编”，中间为非常醒目的反白宋体大字“顶点”，再往下则又为一排黑色小字“第一卷·第一期”；下方两排，一排为反白的“新诗社版”，另一排为“一九三九年七月”。版权页则写明主编者：艾青、戴望舒，出版者：新诗社，代售处：各地生活书店，通讯处：桂林广西日报艾青转、香港七七一号信箱戴望舒转，每月十日出版，零售每册国币一角六分正。
　　因为封面第一排的黑色小字有些模糊，不够明显，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看到版权页的时候，我心里一惊——难道抗战时期戴望舒也曾在桂林客居过？
　　毕竟是自己很喜欢的诗人，我决心弄个明白，毕竟他是写出了“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戴望舒啊！结果发现——抗战时期戴望舒并没有客居桂林，但是他和当时在桂林的艾青创办了《顶点》，《顶点》可能是现当代刊物里寿命最短的诗刊，只出了一期，创刊号即是终刊号，如同昙花一现，虽然美丽，却成绝唱。
　　1939年，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诗人创办了诗刊《顶点》，并于当年7月出版。他们就是著名的“红色诗人”艾青和“雨巷诗人”戴望舒。就是因为看到《顶点》由戴望舒和艾青共同主编，所以才会令我误认为戴望舒抗战时期也曾来过桂林。

艾青、戴望舒结缘
　　这两位杰出的诗人早在1936年底在上海就有了交往。当时从法国归来的戴望舒与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新诗》月刊，立刻成为继《现代》之后现代派诗歌的又一重要阵地，创刊之始就引起了诗坛的广泛关注。说来也怪，《新诗》对左翼诗歌界一直采取较为排斥的态度，却唯独对艾青例外，第三期就刊登了艾青的诗作《窗》，说明戴望舒早已关注到了艾青，并非常认同对方的诗歌风格。第三期刊物出版后，一直想要结识艾青的戴望舒依据投稿所留的地址，怀揣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新诗》找到艾青的住处，可惜艾青不在家。吃了闭门羹的戴望舒颇感失落。好在艾青根据戴望舒留下的名片很快就作了回访。同为浙江老乡的两位青年诗人一见如故，他们就诗歌和人生以及对发展中国新诗的热切追求进行了热烈而坦诚的交谈，两人声气相通，惺惺相惜，从此互为知己。应戴望舒之约，艾青此后又多次在《新诗》上发表诗作。
　　全面抗战开始后，两人虽然天各一方，但仍保持书信往来。1938年10月底，武汉失守后，艾青随众退守桂林，为《广西日报》编辑副刊，并给这个文艺周刊起名《南方》。在桂林的时间是艾青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他写下了《纵火》《死难者画像》等反映大轰炸的诗，以及长篇叙事诗《吹号者》和姊妹篇《他死在第二次》。广为流传的《我爱这土地》也创作于桂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首诗反映出抗战初期悲壮的时代氛围对艾青的影响，联系此时期艾青与戴望舒对于发展中国新诗的热切追求，不难理解艾青在努力汇入时代的声音时仍然以自我的真情实感做基调。而在1938年5月，戴望舒从上海到香港后，创办了《星岛日报》的副刊《星座》。他决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阴霾气候”中挣扎，以自己微渺的光明，“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尽一点照明之责”。为了这样的目标，戴望舒积极联络内地和流亡在香港的许多作家，向《星座》投稿，约稿对象当然就包括了艾青。1939年春末，艾青在桂林创作了叙事长诗《他死在第二次》，交由戴望舒发表在《星座》上。这首诗一经面世就广受关注，其新颖的创作手法，对战争和生命意义的深层感悟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的普遍重视和赞扬，两位好朋友的合作再次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虽然生活流离失所，但艾青到桂林不久，戴望舒的信很快就接踵而至，向好友吐露了自己的苦闷之情。1939年3月26日，艾青在《南方》第四十九期刊出了戴望舒写给他的书信，让我们能够了解到《顶点》创刊的缘由和过程：
　　“……抗战以来的诗我很少有满意的。那些浮浅的，烦躁的声音，字眼，在作者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就能够写出好的诗来。那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的问题，表现手法的问题，个人的素养和气质的问题。”
　　“……我很想再出《新诗》，现在是筹备经费。办法是已有了，那便是在《星座》中出《十日新诗》一张，把稿费捐出来。问题倒是在没有好诗。我认为较好的几个作家，金克木去桂林后毫无消息，玲君到延安鲁艺院后也音信俱绝，卞之琳听说已去打游击，也没有信。其余的人，有的还在诉说个人的小悲哀，小欢乐，因此很少有把握，但是不去管他，试一试吧，有好稿就出，不然就搁起来。你如果有诗，千万寄来。”

《顶点》的筹备
　　原来，戴望舒之前主编的《新诗》在1937年第十期出版后，因战争原因不得不停刊了。戴望舒一直很想恢复，尤其在经历了抗战爆发后的种种颠沛流离，戴望舒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他想请自己心里认同和肯定的诗人写充满抗敌爱国热情的诗篇。因此，在戴望舒的心里，艾青自然成了他想依靠的对象，他希望与艾青合作，借助艾青所团结的一批信得过的进步诗人朋友，办一个全新的《新诗》杂志。经过细致商量，他们决定筹办新的诗刊，取名为“顶点”，意思是努力促进新诗走向艺术的顶点。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无法想象，当时的两人，一个在桂林，一个在香港，又是战火连天的岁月，邮路不畅，通信不及时，两地办刊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顶点》从最初的设想到创刊，艾青和戴望舒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可见两人之间澎湃的爱国热情，以及作为知己的心有灵犀和信任。两人决定：每期由戴望舒在香港编一部分，艾青在桂林编一部分，再合起来印刷，在香港出版。
　　《顶点》作为期刊名被公开提出，是在1939年4月9日，艾青在其主编的《南方》（《广西日报》副刊）第五十六期上，刊登了“《顶点》在筹划”的广告：
　　“戴望舒与艾青决定出版一种诗刊，刊名《顶点》，每月一期，选稿标准较高，现在筹划中，拟于五月间创刊，内容为诗的创作、理论、批评、介绍、翻译等等。精致的素描、木刻，亦欢迎。”
　　第一句“戴望舒与艾青决定出版一种诗刊”，其郑重而又自信的语气令尚未面世的《顶点》已经带着一些不同寻常的意味。“选稿标准较高”则不容置疑地表明这本诗刊的高质量和高品位，选稿内容以诗歌为主。亦欢迎“精致的素描、木刻”，反映出1939年的桂林城抗战文化活动，其内容和形式已经越来越丰富。因此，这两位备受瞩目的青年诗人联手合编的新诗刊引起了广泛的期待和关注。《顶点》第一期于1939年7月10日成功出版。没有发刊词，只在《编后杂记》中声明：“《顶点》是一个抗战时期的刊物，它不能离开抗战，而应该成为抗战的一种力量。为此之故，我们不拟发表和我们所生活着的向前迈进的时代违离的作品。但同时我们也得声明，我们所说不能离开抗战的作品并不是狭义的战争诗。”编者说，《顶点》的宏愿是：“从现在的新诗的现状中更踏进一步。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是怎样，我们所希望的是把水准尽可能地更提高，使中国新诗有更深远一点的内容，更完善一点的表现方式。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可是我们却要时时刻刻怀着这个愿望，时时刻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借由《编后杂记》，我们可以清楚感受到两位青年诗人的赤子之心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清晰地把《顶点》定位为抗战刊物，想要“成为抗战的一种力量”，把手中的笔化为枪，把文字化为子弹，讨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唤起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保家卫国的决心和激情。

《顶点》的内容
　　第一期《顶点》开设了四个栏目，分别是“作诗”“译诗”“诗的意见”和“诗人介绍”，发表诗的创作、翻译和评论。艾青的《诗三章》就发表在“作诗”栏目里，分别是《死难者画像》《纵火》和《吊楼》，其显著的特点就是描绘和记录了被日军轰炸的苦难的桂林城以及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日军对桂林最猖狂、最密集的轰炸，是在继武汉、广州沦陷以后的1938年10月到1939年底，这一个时期恰巧与艾青在桂林的时间基本重合。艾青亲眼见证了桂林城的灾难，正如《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在《桂林怎样抵抗敌机轰炸》一文中记叙的：“这个以山水秀丽出名的都市随处都是瓦砾、焦炭、炸弹坑、散乱的电话线，烤干枯了的街道树，和一种从这些断瓦残垣死树中散发出来的异样肃杀的空气，桂林受了重大的伤，最少也有三分之一的最繁盛的市区，已化为焦土了。”
　　悲愤的情绪犹如火焰在艾青心中熊熊燃烧，他怒不可遏地拿起手中的笔记录和控诉侵略者的血腥暴行，诗情在战火与硝烟里迸发出来。《死难者画像》作于1938年12月，全诗如实描绘了母子、孕妇及一些劳苦大众在敌机狂炸下的惨状。《纵火》则艺术地记录了日寇狂轰滥炸把整个桂林城变成“火海”的恐怖与悲凉：“火，无耻的燃烧着/烧尽了一座房屋/又是一座房屋/跨过一条街坊/又是一条街坊/它的凶恶的火焰/像要把整个的城市吞灭似的”“就涌起/那浓密的，/窒息的，/广大的，/万丈高的乌烟了”。《吊楼》一诗写的则是城市疮痍满目，无家可归的难民们搭“吊楼”暂作栖息的凄惶苦境。
　　抗战时期一直在桂林从事抗日文化活动的桂林人陈迩冬在《顶点》“作诗”栏目发表的作品是《四月的早上》，从早上情境的变化写战争。四月的早上曾是安闲的，“有如一片池水”，而今日是奔忙的卡车驮马、流亡的人群；人们争看着报纸电讯，计算着日本法西斯赌徒输下的孤注。诗人写道：“等到四月的早上是安闲时/我们的敌人已成为历史上最羞耻的记载了/如今人群在不安闲的四月的早上/要去索取那未来的四月的早上是安闲的。”此外，“作诗”栏目还有徐迟的《诗二章》（《怀柔》与《述语》）、袁水拍的《诗三首》（《不能归他们》《狱中的送葬》《奴隶们唱》）、番草的《竖琴》、李一航的《给——》等优秀诗歌作品。
　　在《顶点》“诗的意见”栏目，艾青还发表了论文《诗的散文美》，要求诗要摆脱脚韵的羁绊。他说：“我们嫌恶诗里面有那种丑陋的散文，不管它是有韵与否；我们却酷爱诗里面的那种美好的散文，而它常是首先就离弃了韵的羁绊的。”“任何好诗都是由于它所含有的形象而永垂不朽，却绝不会由于它有好音韵。”这既是艾青从诗歌美学上对诗的散文美和怎样算好诗所作的说明和所下的定义，同时也是他针对抗战初期的新诗“无韵则散，有韵则死”的不良倾向，而提出“诗的散文美”，批判诗的散文化。徐迟则发表了论文《抒情的放逐》。当时的徐迟的诗歌思想正处在从“现代派”向“大众化”转变的过程中，面对战争，徐迟认为以前的“抒情”是小我的、由山水自然生发的，在面对残酷战争时，当下的诗人应当要“放逐抒情”。
　　在“译诗”栏目，戴望舒发表了自己翻译的《西班牙抗战谣曲钞》，包括阿尔倍谛的《保卫马德里保卫加达鲁涅》和阿莱桑德雷的《无名的民军》《就义者》等7位诗人的8首诗作。“谣曲”是西班牙一种特殊的诗体。他在《关于西班牙抗战谣曲》中说：“现在，西班牙争自由民主的波浪又被法西斯凶恶压下去了，可是人民的声音是不会灭绝的。”戴望舒“通过这些译诗表达了自己呼应人民抗战的心声，和对于抗战诗歌现实主义与大众化潮流的某种支持”(陈丙莹：《戴望舒评传》)。
　　“诗人介绍”栏目刊出的是叶君健的文章《一个记忆》，以此回忆和纪念在西班牙战场倒下的诗人裘连·倍尔。

《顶点》的结束
　　可惜的是，1939年9月，艾青因种种原因离开桂林前往湖南，这导致由其主编的《南方》、《救亡日报-诗文学》和《顶点》一并停刊。艾青的离开，直接导致《顶点》缺少来自抗战前线的进步诗歌，这让戴望舒无奈而又怅惘，在他的心里，桂林一直就是他的“诗和远方”，而现在艾青离开了他们创办的诗刊，去了更远方，只能停办该刊。就这样，如此让人充满期待的《顶点》只出了一期便告停刊。著名作家、曾为《顶点》写了两篇文章的徐迟说道：“《顶点》的出版是很好的起点，可惜这个名字不好，也难怪这起点就是顶点，再也无法往前了，自然只出了一期，就得寿终正寝了。”
　　《顶点》虽然停刊了，但是自1938年开始，桂林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汇集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热血青年和文化人士，他们心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同桂林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一起，组成了一支骨干力量，建成了烽火年代的文化绿洲，成就了抗战时期中国的一个“文化顶点”——桂林抗战文化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