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福州　文/摄

    古洮阳县是今全州县的前身，县治遗址在今全州永岁镇梅潭村。古城距今两千多年，比今桂林的前身始安县还要早，是今桂北建制最早的县。久远的岁月给这一古城蒙上神秘的面纱，多年来笔者想一睹其真容而总未成行，今年国庆才终于圆梦。

    古城寻迹

    古洮阳城遗址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古普查时被发现，本不容笔者今天才去寻找。去永岁梅潭村也容易，沿国道过永岁镇政府不远向右沿乡道直行，经过有桂北著名古建筑燕窝楼的石岗村，再东行四里即到。但如果你找到梅潭村，仍然不知道古城在梅潭村的哪个方位，村中没有标识指引。笔者先后找了两位村民，又经指点再找到曾随同考古人员实地勘察的年近八十的蒋忠民老人，在其带领下才找到古城遗址所在。

    梅潭村紧临湘江，村口即是横跨的湘江桥。老人带我从湘江桥头左方而下沿江行走二百余米，可看见1981年全州县政府所立的“洮阳城址”标志碑，碑阴刻着古城简介。碑前一条小坡道，应是古城遗址入口了。跟在老人后面先进入一大片柑子林，老人说这里就是古城的内城，以前在这里随处可捡到陶片之类的遗物。这也说明，内城还没有作过考古挖掘，如果在内城进行挖掘的话，可以清楚地知道古城布局，可以发现许多遗存，可以推测古城居民生活状况，也有可能发现县治行政公署所在。

    在柑子林中四顾，四周明显有大土埂围绕，这些大土埂应该是尚存的内城土夯城墙。依照资料介绍，城墙东西长300米，南北长200米，这样大小的规模与兴安发现的城子山古城和灵渠漓江汇合口的太和铺通济村古城几乎一样。但洮阳古城还有外城，老人带我穿过柑子林，又穿过土城墙体的间隙，在长满杂草灌木中有依稀可辨的小径，一路顺坡而下，走了近百米才是平地，便到湘江边。老人站立在略高的沙石埂上告诉我，他正站在外城的墙基上，外城是沿江环绕的。现今外城虽难觅踪迹，但当年考察后顺外城间隔一段竖立的一根界桩，表示了外城的走向。这样看起来洮阳古城规模是要大于兴安的两座古城了。老人说原先这里是城门，有码头，停着许多船，很繁忙。又说以前湘江水位很高，水量充沛，他小时候常到江边放牛，也到江中嬉游。而眼前的湘江，水道已浅，江中裸露一堆一堆的鹅卵石，无疑这里大规模的采砂已经破坏了河床。

    回头再看内城，残存的土城墙上连绵的树木茂密葱郁。古城建在一块高地上，内城地势高于江边的外城，从江边往上看，当年的内城墙就显得高耸了。查看了一下高德地图，湘江在古城之东，在这里拐了一个120度的大弯，古城这块小高地就像伸出的舌头，被湘江于北、东、南三面包住。这样的地理形势非常独特，从防卫上讲易守难攻，古人建城选址从交通功能和城防功能上是有足够考虑的。而取名洮阳，因古城南有一条湘江支流洮水。

    本想沿江循着外城将古城走一圈，因时间关系，便顺江边小路返回到立碑的入口处。

    历史寻踪

    资料介绍，在1960年考古普查发现洮阳古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都认为古城建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因为《汉书·地理志》记载元鼎六年置零陵郡，列出的零陵郡十三个县中有洮阳。其实应该知道史籍记的元鼎六年是置零陵郡的年份，并不表明零陵郡的十三个属县都是这个年份新置的，当然零陵郡的属县固然有这一年新置的，如始安县（今桂林前身），但大部分县都建于元鼎六年之前。直到1981年广西资深考古学家蒋廷瑜《广西最早的古城——— 洮阳》一文发表，才知道《史记》记载元鼎六年之前的十多年就有人被封洮阳侯，这说明已有洮阳古城的存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湖南又有两大考古发现，一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文帝时代的长沙国南部地图，地图标明有洮阳。二是另在长沙发现汉文帝时代古墓，墓主曾担任洮阳县令，有两枚县官印为证。这样又将古城始建时间再往前推了五十多年。蒋先生文章说这还不算早，他又根据史学界对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发现的“鄂君启节”的研究结论，判断古城的创建年代还可上推二百多年。

    考古发现的“鄂君启节”是状如半个竹筒形状的青铜器。所谓“鄂州”即今湖北鄂县，是楚国末期楚怀王儿子的封地，这位王子名“启”，“节”表明这是像竹节形状的免税通行证，“鄂君启节”就是鄂君启专用水陆贸易免税通行证。“节”上的铭文全是古金文，规定了贸易车、船可以到达的地方，而在楚国南部湘江上游的地方就出现了洮阳。这个“节”的制发时间是楚怀王六年（前323），规定可到达的地方涵盖长江和湘江中、下游。因为在楚怀王之前五十多年的楚悼王任用吴起为相，楚国向东向南扩张疆土，一度成为战国一强，于是楚国的行政势力最南到达湘江上游，洮阳则是楚国最南部的一个行政县。这就又可以推断在这位鄂君贸易车船队使用这一免税通行证之前，即楚悼王的楚国南扩至湘江上游时，为了巩固楚南疆而置了洮阳。而洮阳设置之时，越城岭之南还是瓯、骆部族所在的蛮荒之地，直到秦南征置桂林、南海、象三郡才正式有郡县行政区划建置，比如有了桂林郡，才有郡治布山县（今贵港），那是比洮阳古城晚了二百多年的。所以虽不能确定洮阳始建的具体年份，但建置于楚怀王之前是可以断定的。蒋廷瑜先生依据国内最新考古发现和史学研究成果来作判断，所以得出洮阳古城是今广西最早的县城的结论。

    到蒋先生发表文章的1981年，国内史学界基本统一了对洮阳古城始建年代的判断，然而1981年全州县政府所立“洮阳城址”标志碑仍然刻写着古洮阳是汉武帝元鼎六年所建，这个说法一直保留到现在，令人费解。

    国内史学界对洮阳古城始建年代的确定是费了一点周折的，这里可将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的有些细节介绍一下。

    一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发现了“鄂君启节”后，学者研究铭文中记载鄂君商贸运输大队可到达的众多地方，因古金文难辨，分歧不少，而其中一个带“阳”的地名特别难认，连参与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也一时难解。1962年，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奠基人谭其骧研究后写了篇《鄂君启节铭文释地》，指出这个难辨的古金文是“洮”的古异体字，这个地方就是史籍记载的“洮阳”。当然这篇文章不是单单解决“洮”的古篆异体识别问题，而是将铭文记载的所有水陆贸易可到达的地方都疏理了一遍，还绘图以示意，可见他在这一学术领域贡献之大。同样，因为谭其骧的研究论证，也使广西最早建制的洮阳古城的研判尘埃落定。

    二是在谭其骧一辈的老学者相继过世后的世纪交接期，考古界又有了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这两个有重大价值的考古发现，一批青年学者依托最新考古史料的研究，证明在楚秦时期还有一个被历史淡去的楚国最南端的苍梧郡的存在，又考证了苍梧郡所属的十三个县，其中就有洮阳县。这样新的史料提供新的证据有力地支持了原先的结论，又将老一辈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结语

    结合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证明洮阳古城建于楚国后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广西方面对今桂北在战国时的归属问题的判断。因为错误地理解元代史籍相关记载，会使人以为战国时荔浦以北都“属于楚”。是否属楚要看是否在楚中央行政势力范围内，是否有归属中央的行政建制。现今已证明古洮阳建于楚后期，且是楚国南扩后最南端苍梧郡的属县，在楚国的行政势力范围之内，而那时今桂林至荔浦区域还是部落散居状态，不在楚国行政范围之内，这就没有什么行政归属问题可言的了（详见笔者于2017年2月26日桂林晚报18版《战国时期桂林属楚吗》一文）。如果说荔浦以北“服于楚”是可以的，而“服于楚”与“属于楚”是两个概念。

    判断古洮阳建于楚国后期，还可帮助我们认识古洮阳的经济发展水平。笔者问过蒋忠民老人，你们这里不产林木皮革牛羊，靠的是什么，老人答祖祖辈辈种稻谷。是的，古洮阳处在湘江谷地，多条湘江支流在此汇合，笔者推测楚国时洮阳的农耕水平是远高于越城岭以南的，而鄂君启的贸易船队到洮阳主要做稻米交易，楚国是将洮阳作为战备粮食生产基地来看待，并将古洮阳纳入长江湘江中下游区域经贸范围。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有历史启示的。再看洮阳古城，地处小高地，有内外双城墙，三面以湘江做天然护城河，古城有如此的多重保险，楚国在洮阳城建上着重考虑城防能力是应该有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