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

    兴安县的界首古镇起源于两汉，发展于唐宋，繁荣于明清，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镇。古时，全州属湖南，兴安属广西，界首正好处在两省交界地，故名为界首。在明清时期，古镇住有上千户人家，徐霞客在游记中称其为“千家之市”。

    界首古镇依湘江而建，地理位置优越，连接湘桂两省区和桂北四县，是广西与中原地区往来的要塞和桂北四县的区域性商贸中心，也是中原文化、湘楚文化与岭南文化交流融合的“桥头堡”，这为当地留下了一些楚文化符号。

    界首古镇还曾是红军长征浴血鏖战过的地方，1934年11月27日-12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曾在这里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过激烈的战斗，至今古镇还流传着许多关于红军的故事和事迹。界首因此形成了鲜明的“红色文化”，并且成为了远近有名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本报记者　刘健　文/摄

    静卧湘江边，成为桂北区域性商贸“巨龙”

    界首镇位于兴安县北部，正好处在两处山岭之间的隘口处，群山围绕而形成天然的屏障，且水陆交通便利，防御外敌的优势突出，是兵家必争之地。

    “此前，长江流城与珠江流域之间隔着巍巍的五岭山脉，横亘湘桂边境的南岭山势散乱，陆路往来很难，水运更是无路可通。因为湘江、漓江上游相距很近，当时为方便运送士兵和战略物资，秦始皇下令修筑运河，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通。秦国军队因此扎营在界首以建设渡口，至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形成了打开南北水路交通的要道。”界首当地民俗学者刘建新说，以前全州属湖南，而兴安属广西，界首正处于两省的交界之处，故名界首。

    宋时有“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思想，界首的商贸规模也在此浪潮中进一步扩大，聚落规模也随着商业格局而逐步发展，带状古镇的空间格局迅速形成。

    “古镇依湘江而建，地理位置优越，是兴安、全州、灌阳、资源四县交界之地。界首自古就是湘桂走廊咽喉要津，连接湘桂两省和桂北四县的水陆交通枢纽，也是广西与中原地区往来的要塞和桂北区域性商贸中心。”刘建新说。

    “我们街上最热闹的时候人都挤不动，有榨油的、卖布匹和杂货的，也有打铁的店铺，其中湖南人和江西人店面开得最多。远处的人来界首赶集往往要住宿，所以街上旅馆也很多。像饭馆、茶楼这类店铺，一整天都是人来人往的。”在界首古镇，89岁的黄玉英奶奶告诉记者。记者了解到，现在界首有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被称为“老街”。至今在老街上还有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的300多座骑楼商铺。据悉，这里也是全国县级规模最大、长度最长、风貌最完整的古骑楼建筑群。

    6月初，桂北多雨，湘江水格外丰沛。记者来到古镇老街上，看到一排排整齐的骑楼建筑保存得十分完好，墙面上还能看得见一些日渐剥落的民国时期商号的字样，可以想象这里曾经有过的兴盛和繁荣。

    “老街是桂北地区唯一一条保存完好的骑楼古街，沿街商铺外的上千个廊柱形成了宽3米多、长1300米的骑楼长廊。骑楼的屋檐边装有承接屋顶雨水的排水系统，雨水通过埋在廊柱中的陶管，直接引到下水道中排入湘江。屋顶的雨水溅不到街上，做买卖的人下雨天也淋不到雨，行人也不会湿了鞋。”今年52岁的老街社区居委会主任钟荣毅告诉记者。

    记者在现场看到，界首古镇的空间界面不高，建筑形制、色彩统一，建筑装饰古朴，但细部处理工艺精湛。坡屋顶和马头墙错落有致，青砖垒砌的白墙与镂空雕花的门窗及木栅栏形成了虚实对比，灰瓦、白墙，深褐色的木质构架，与周边山水景观相互辉映，形成了高低错落、美轮美奂的天际线。古街建筑紧紧相连，犹如一条巨龙卧于江边，气势恢宏。

    楚文化遗风让古镇居民生活充满“仪式感”

    湘江是界首人民的母亲河，居民在此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对水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愫。湘江水赋予了古镇生命的灵动，也是古镇居民思想创作的源泉。

    “界首的龙船很多，光是街上就有五艘，而且有三处地名是以龙船命名的。我们有青龙街、白龙街、黄龙街，周围七八个村子也都有专门竞赛的龙船。每年竞赛之前，大家便把龙船沉入湘江中，因龙船是松木钉起的，越浸水越经用。每到五月初，就将船起出，先是试划，端午这天小赛，而到十三这天，便进行大赛。在之这前，放龙舟和起龙舟我们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而且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风俗，每条船下水以后都会形成一个‘地盘’，其他船开到我们的地盘以后，我们就要放炮仗‘接风’，还要热情招待船上的人。”古镇今年71岁的唐贤民老人说，大赛这天早上，整个兴全灌地区的农民都赶来看热闹，将湘江东岸的龙船山挤得满满的，而西岸的吊脚楼上面也挤满了人。

    唐贤民告诉记者，当地五月十三是“大端午”，各船队将象征龙船的彩旗插于江岸，从庙中抬出龙头、龙尾，整个湘江河面锣鼓喧天，两岸观众喊声不绝。大家还会往江中撒酒饭和粽子，以纪念屈原。

    “我们本地人都知道屈原，哪怕是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也知道。我们这里和楚文化的渊源很深，书上也记载了战国周安王时期，楚悼王遣大将吴起平南越，界首一度被纳入了楚国的疆域。”唐贤民说。

    在界首古镇，还流传着一种“喊席”的习俗，更有楚文化遗风。采访中，记者在古镇见到了“最后一批”还会喊席的人。

    “以前，在我们这里结婚、满月、大寿、中榜、白喜事等，都要举办宴席。宴席上要喊席。喊席由两个人来喊，一主一次、一唱一和，以增添宴席的热闹气氛。也有4个人来喊的，除了主次席以外，另外两席都是应和为主。”1959年出生的唐贤均说，喊席的人叫席首，要能说会道、随机应变，更要酒量好。

    主家设宴，有一席、二席为主席，也有四席为主席的，大点的宴席也有八个主席的，上堂屋4席、下堂屋4席。每桌有炭盆，8人围坐。其中，一席、二席的主席设在正堂屋，背靠堂中香火，一般为主家最为敬重的宾客而设。等到宾客入席坐满，喜炮轰鸣，喊席就开始了：

    主席首喊：“娘亲舅大，敬请舅父大人坐上席。”主席首和舅父相互躬身行礼，舅父排席入座。

    主席首喊：“爷亲叔大，敬请姑父大人坐二席。”双方行礼作揖躬身，姑父排席入座。

    宾客排席入座，主席首令：“贵客坐齐了呀？”席首答：“坐齐了。”

    主席首令：“各席有主，请动升壶。”席首答：“哦。”

    主席首令：“未曾涨上酒呀！”席首答：“涨上了！”

    主席首令：“请！”席首答：“哦。”

    主席首令：“酒未曾明呀！”席首答：“酒明了！”

    主席首令：“请用箸。”席首答：“哦。”

    ……

    说得兴起，唐贤均还现场即兴“喊”了一小段。他告诉记者，界首古镇人十分注重礼仪、讲规矩。以喊席来说，假设主席首令喊到了喝酒，就绝对不能吃菜，喊到了用箸才能动筷，否则就会被认为不懂规矩。其次，当地人说话也很有“楚味儿”，不仅讲究用词押韵，而且还充满仪式感。

    “我们小时候看到别人喊席，内心就会很羡慕，然后在心里自己学。20多岁的时候，我差不多就已经可以喊席了。等到真正开始喊席，我那种高兴的劲头就别提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古时候的大将军，大家都要听我号令。”今年61岁的古镇居民王家林说。

    “界首还有个特别的习俗，结婚当天，新郎和新娘要抬糖茶敬客，按长辈的辈分大小轮流敬茶。敬茶要讲彩话，彩话多带有调侃的意味，也讲究押韵，并且要求诗由心出。”唐贤民说，之后再送新郎回洞房时，双方还要对诗，“喊”声里充满了古老的调调。

    唐贤民告诉记者，跟喊席类似的，在界首还有贺郎歌、出嫁歌、马仔调等。

    古镇居民告诉记者，每年元宵节期间，老街上尤其热闹，晚上街头巷尾灯火齐明。文艺队由火流星开道，龙灯、狮子、牌灯随行，还有各种动物灯和旱船表演。数公里外的群众都来观灯，把老街围得水泄不通，直到深夜方才尽兴。

    传承和发扬红色文化，古镇焕发新活力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四路从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先头部队红二、红四师各一部渡过湘江，控制了从脚山铺至界首间30公里的湘江两岸渡口。当时形势已经极其危急。”在湘江战役纪念馆工作了20多年的讲解员尹汤怀说，但中央红军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携带着印刷机、X光机等大量的辎重设备，行动非常迟缓，错过了渡江的最佳时机，以致中央红军在前有敌军堵截，后有大量追兵，头顶有狂轰滥炸的飞机的情况下，和敌人展开了长达七天七夜的激战，损失惨重。

    至12月1日下午，敌军占领了界首，封锁了界首渡口，立即拆除并烧毁了浮桥，界首至脚山铺江段的所有渡河点全部被封锁。而此时，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已全部过江，红五、红八、红九三个军团的主力也在这天过了江，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第四道封锁线被突破。

    “与其他部队不同，红军穿着跟我们老百姓一样的衣服。还有好多红军战士没有鞋，只是用布条绑着脚，趁夜渡河。我那时候才十几岁，亲眼见到红军在界首走了四夜。当时红军没有电筒，只能打着火把走路，而且他们对老板姓很爱护。”今年95岁高龄的马有益老人在谈论起红军时，显得异常兴奋。他告诉记者，他那时还小，就跟在红军后面一直看他们。他亲眼见过红军战士在战斗间隙还帮着老百姓挑水扫地，料理家务，后来老街上还有两个人参加了红军。

    “我的母亲曾亲眼看到过红军。她告诉我红军的首长当时就驻扎在红军堂里，等红军走了以后，老百姓才知道那位首长就是朱德。”今年77岁的唐宏福老人说，红军过江时需要架设浮桥，老百姓就自发把家里的门板拆下来送给红军，红军在每一块门板上标上记号，用完后原样返还。

    “当年红军来到我们镇上，打土豪后将缴获的生猪宰杀了分给我们这些穷苦老百姓，对于那时候一年吃不上几次肉的老百姓来说，如同提前过年一样。”根据马有益老人的描述，记者在界首老街一头找到了那处叫做三官堂(红军堂)的古老建筑。

    “三官堂曾是镇上供奉天、地、水三官的老祠堂。当年红一军团前锋渡过湘江后，设的临时指挥部就在三官堂。随后红三军团接防，军团首长彭德怀把指挥所也设在三官堂，亲自指挥灌阳新圩、兴安光华铺阻击战。”据三官堂（红军堂）管理员黄友明介绍，三官堂是当年朱德、彭德怀指挥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指挥所旧址，又是红军在门前架设浮桥渡河的主要通道。当地人为表示对红军的怀念，将其改名为“红军堂”。1981年8月，红军堂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红军堂，记者看到，不仅有复原的指挥所和浮桥，还有许许多多红军留下来的故事，一一细读，生发无限感慨，也对那段历史和红军精神肃然起敬。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仗，也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不仅使红军完成了战略转移，而且使红军开始反思‘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基础。”尹汤怀向记者讲述湘江战役的特殊意义。

    现如今，随着从中央到地方对红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到界首红军堂、界首渡口、光华铺阻击战旧址、红军墓等各个红色遗址遗迹参观和缅怀先烈的人逐年增加。

    记者从界首镇了解到，在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过程中，该镇十分注重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投入专项资金修缮了红军堂及光华铺阻击战遗址和烈士墓，让红军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目前，该镇被国家十三部委确定为红色旅游胜地，也是全国十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