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侃　文/供图

    《桂林文化》是上世纪桂林市名噪一时的杂志，在那文荒稿荒的年代，它为我市培养了一批作家、写手，是桂林文化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一段记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在走过十年特殊时期之后，我们百废待兴的祖国开始有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文艺园地正在复苏，不少好的作品陆续出现。正逢其时，我从市一建公司调到市群众艺术馆当编辑。在馆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接连召开了两次业余作者会，就桂林市的文艺创作如何开展征求大家的意见。同志们一致认为，要繁荣创作就必须有发表作品的园地。经过认真研讨和请示上级主管部门，决定试刊《桂林文化》杂志。

    这时馆创编室只有一个同志，还被抽去搞专案了，后来上了大学，这个部门可以说是名存实亡。我翻看了稿件登记簿，了解到1979年上半年创编室收到作者来稿只有20来篇，前两年编的一本内部资料《桂林演唱》也成了一年编一本的年刊。我是工人业余作者，虽然写过一些作品，但这与抓全市的业余文艺创作却是两回事。成了编辑，角色蜕变，业务生疏，面临着窘迫的局面，我感到困难重重，不知从何入手。

    搭起了台子，就要敲响锣鼓，一个人也要唱戏。要办刊物，得先发动群众，把信息发出去，将我们的刊物急需要哪些稿件，广而告之。我油印了50多张创刊征稿启事，四处张贴，八方寄送。可能作者们当时也很需要发表的园地，没过多少天，我们便陆陆续续收到了不少稿件。我罗列了不少栏目，有曲艺场，朗诵诗，歌曲，漓江歌台，桂林山水传说，桂故丛谈，谈山说水，游记，文艺创作基本知识，山水诗，故事，散文，通俗小说等，下一步就是选稿，根据栏目要求找稿子。李育文先生是一个尽职的馆长（主编），我通过的稿件送给他，他总是及时审读，写出具体的意见，这给编辑节省了不少时间。我又找到不少刊物，反复研究它们的特点，决定自己刊物的风格、样式。接下来就是请人设计封面，著名金石书画家李骆公先生欣然为我们题写了刊名，本馆画家邓福觉先生设计了有工艺美术风格的封面。第一期刊物在漓江印刷厂印制，为32开本，80页，印了3000册，每册定价1角钱。我用板车愣是从老人山下的漓江印刷厂拉回依仁路馆里来，虽然流了一身的汗水，但那高兴的劲儿就别提了！刊物质量怎么样，群众通不通得过？心里没有底。我们一方面分送一些样刊给业余作者和专家、领导，登门倾听意见；另一方面，我还和放假回来的毕浩同志扛着书到阳桥头去叫卖，为的是更好收集读者的意见。我们悄悄地跟在买了书的读者后面，偷听他们的议论，听他们说喜欢哪些栏目，不喜欢哪些文章，以便今后改进工作。

    接着编了第二期稿子。可是问题来了，市里的印刷厂由于印件多忙不过来，安排不下我们这个小单业务。这可怎么办哪？刊物不能按期出版，就失信于作者和读者。我无可奈何，把眼睛往县里看，坐上火车到永福印刷厂联系，不行；又急忙赶到鹿寨印刷厂，好说歹说他们接了货，这才放了心。校对时，我和这时从大学毕业回馆的毕浩又分别两次到鹿寨，上午坐车去，高速度校一遍，下午乘火车赶回来。中午根本不能休息，午饭也是买两个包子在印刷厂应付。

    编了两期刊物，得了一些经验，工作起来顺手多了。1980年我们将刊物从32开本改为16开本，正式编成季刊，印刷量由每期3000册上升到了每期1万册。香港著名作家何达，美籍华裔著名作家聂华苓等也来了稿件。这一年，我们收稿量达到了800多件，我市搁笔多年的一些作者又拿起了笔杆。给我们写稿的新老作者有四五十人之多。凭着一股子韧劲，局面就这样打开了。

    由于刊物按期出版，又有一定的质量，从1981年起，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批准，《桂林文化》在国内正式公开发行了。据我了解，我区地、市一级群众艺术馆中，当时就我们这一个刊物得到了批准公开发行。下一年我们又将刊物改成了双月刊，最高印量达到4.5万册/期，刊物从印刷厂运回来时装了满满一卡车，再不是用一辆板车可以拉得完的了。结算情况遂人意，不但回了成本，还小赚了一笔。

    不久，纸张提了价，我们的办刊经费自然感到紧张。为了开源节流，我打听到柳江造纸厂有“次品”纸出售，于是就和编辑部的同志（1981年请了两名业余作者张宗拭、汤世民当编辑，共4人）到柳江造纸厂筹集纸张。联系和押运一车纸回来，往往是清晨上路，要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才能回家。这样每吨纸可节约几百元，解决了不少问题。当时经常给我们投稿的作者数上升到100多人，一年的收稿量达到了2500件之多，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市业余文艺创作初步繁荣的局面正在形成，当然这与《漓江》文艺杂志（市文联主办）、《桂林日报》副刊部各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为了提高刊物质量，我们还用办班的形式培养作者，一方面请大学老师和作家讲课，另一方面组织作者互相看稿改稿，解决写稿中的疑难，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办班是以《桂林日报》副刊部和《桂林文化》两个单位的名义合作的，日报编辑苏理立老师自始至终参加了工作。我们主持了两期培训班，1981年3月和1982年5月各一次，每次10天。两期培训班，每期有四五十人参加，大多是来自基层一线的青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单位的写作尖子，有的成了名作家，有的还因文笔出众成了领导，比如：王勇、毛荣生、汤世民、刘志敏、刘血花、麻秋鹤等。直到现在，我们见面回忆起当年“文创班”的学习写作情景，还津津乐道，感到学到了知识，丰富了人生阅历。

    当编辑是无名英雄，要有乐为他人作嫁衣的精神。一篇稿子辛辛苦苦编好了，印成了铅字，标题下是人家的名字，稿费送到人家手里，作者名利双收，编辑往往还因注意不到的疏漏造成错误，挨批评。但是，既然干了这一行，往高尚上说，是干事业，往低处讲，是兴趣爱好。总之必须安心地干，快乐地干，想方设法干好来。于是，我和其他几位编辑商量好，由我起草了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文章《为无名小辈登上文坛砌石铺路》。宣称要给那些年轻的、不出名的、被大家遗忘了的文学作者做人梯，让他们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坛！我们有宣言，也有行动，两次刊发了我市青年作者处女作，总计有13篇之多。有人说当编辑掌握了稿件的生杀大权，而对待自己的稿件，又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先发表。我警觉到了这种现象，首先在编辑部提出每年每人在本刊发稿不得超过两篇。从原则上卡死了“后门”之风。而我自己1982年全年基本上没有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一篇稿件。相反，为了业余作者的稿件问世，我和其他编辑经常三番五次地找作者商量，反复修改，像青年处女作《看山狗外传》《露》《粽粑伯娘》等稿件就是这样。有一篇小说《月光曲》，发稿到印刷厂后，我们觉得该小说中有不妥之处，为了对作者和读者负责，我火速赶往印刷厂，花了半天时间对稿件作了修改。后来这位作者在给我们的来信中说：“你们为了培养文学新人，真是呕心沥血！”

    我自己是工人业余作者出身，对业余作者写稿时熬更打夜的艰苦深有体会，所以，我和其他同志商量后，提出要认真对待每一篇来稿的诺言，不用的稿件基本都能退回给作者，并尽力写出意见。但是业余作者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有时也出现麻烦的事情。比如，我市电厂有位作者写了篇小说，我们看后作为备用稿提了意见请他修改。他在我们退稿期间将稿件又投给了另一杂志社，可能是想试一试我们的“眼力”。但另一杂志社也未采用他的稿件，他又将稿件原封不动拿来给我们，说他改不了，要我们帮改。当我们把稿件打开看时，在我们原批签的意见旁他写上了“怪论！”“此亦怪论！”等批语，这是考验我们呢还是他忘记了擦去，不得而知。这使大家很惊愕。我们提意见的地方就是要改动的地方，你都批上了“怪论”，你不改，我们怎么好动手改呢？在馆领导的支持下，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封信，诚恳地向他谈了我们的具体看法。谁知他接信后立即来信反驳和讽刺，弄得我们个别同志都气忿起来了。按理说，像这种情况，编辑部是可以不必理睬的，把稿件退回他算完事。我冷静地想了想，一个业余作者写一篇稿件不容易，再说，他今后还得写稿，我们不在乎一稿的得失，关键是要帮助他端正写稿的态度。于是，我又心平气和地给他写了第二封信，和他讲道理，进一步指出他不对的地方。后来一次我出差南宁，与他在火车上不期而遇，我俩促膝谈心，终于听到了他表示歉意的话。

    正当我们兴致勃勃要大干时，馆长传达了市文化局主要领导的指示，责成刊物改名为《桂林艺术》。既然是艺术类刊物，就不能发或者少发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刊物的发行数又一落千丈啦，回到每期3000册。这种状况维持到1984年秋季，广西的通俗文学热火了起来，我们趁势申请改刊为《故事天地》。当时市文化局主要领导也换人了，不然也改不成。

    《桂林文化》1979年下半年作为试刊，出版了两期，32开本，每期定价0.10元，印3000册。1980年改为16开本，季刊，全年出版4期，每期定价0.25元。1981年，16开本，双月刊，全年出版6期，每期定价0.25元。1981年10月起国内公开发行。1982年冬更名为《桂林艺术》，每期定价0.30元，至1984年秋止。1984年年末改名为《故事天地》，一共出版了13期，至1987年终刊。人员方面，从开头任编辑的我、毕浩（后提升为馆长），到后来陆续调入了李顺九、甘金山、林枝（美编）、申咏秋。

    1984年年末出版《故事天地》，印量大幅增加，最高期印数达150万册，发向全国各大城市，广州、上海、西安、武汉等地每期均发有6万册，编辑、发行工作特别繁重，这是另外一篇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