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小曼

    今年是我们的母亲俞曼诞辰100周年。

    母亲1920年4月出生在广州，学生时代正值抗日救亡运动在广州风起云涌，她随我们的外婆参加广州的抗日救护队、歌咏队；参加广东省女界联合会组织的慰问团，到长沙、武汉、洛阳、南昌等地，慰问抗战前线士兵、救护伤员。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她随由青年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民运工作团撤离广州，沿途开展抗日宣传。1939年3月，到翁源香泉水时，民运工作团解散，她即参加了为帮助军队加强政治工作而成立的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当年，中共广东省委组织200多名共产党员作为骨干力量，动员600多名抛离家庭投入抗日洪流的爱国进步青年，进入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并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省委指令开展抗日工作。母亲在政工队担任卫生员，教士兵识字、唱歌，宣传抗日救国，鼓舞士气。母亲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政工队战友洪文开(后任《羊城晚报》经管处主任)的妈妈带着三个小弟弟从广州来找他，途中随身财物被匪徒抢劫一空。当时政工队员都生活十分艰苦，家人的突然到来，让洪文开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母亲主动为他们凑米煮粥、安排住处，还收集衣服给洪妈妈洗缝，换些米维持两餐。母亲还省下自己的口粮，送给他们。别的同志也帮忙联系，把其中两个小弟弟送去儿童教养院收养。洪妈妈一家的生活终有着落，她见人就说：是步韫(俞曼)帮助他们绝处逢生。当年政工队的战友都说母亲是有名的好人，甚至在回忆文章中说“最愉快的莫如获唔俞步韫(俞曼)，当年绰号‘皮球’的她，太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写十万字也说不清楚”。1940年3月，母亲随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地下党书记廖锦涛(烈士)到香港、澳门，动员组织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并募集了一大批前线急需的药品、印刷机和钱物。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白色恐怖笼罩军队，政工队中的地下党员相继被捕，一些党员、进步青年被列入黑名单。母亲冒着风险通知这些同志迅速离开，遇到有同志缺钱缺衣物一时走不了，她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物全拿出来支援。组织上要杨繁(地下党员)转移到广西，可是他离开部队，生活就无着。母亲就先将杨繁安置到衡阳她父母家里住下，然后说服父亲买好去桂林的车票，把杨繁安全送走。

    1942年7月，母亲也撤离了政工队，辗转来到桂林，经人介绍在远方书店工作。远方书店是在皖南事变后，党组织为对付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迫害而设立的二线书店。当时从香港撤退到桂林的《大公报》记者杨刚(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遇到特务跟踪，组织上把她安排到远方书店，锁在环湖路的书店宿舍里，由母亲每天给她送饭，晚上陪她聊天，直到杨刚安全离开桂林。西南剧展在桂林举办期间，母亲和朋友几乎天天去看演出，广东剧团的演员都是她的战友，休息时都跑到她工作的书店看书，在一起回忆烽火连天的岁月。1944年8月8日衡阳失守，日军逼近桂林，当局强制居民疏散。当时俄专校长孙亚明(地下党员)准备带领一批人到桂北山区打游击，母亲觉得这是跟随党坚持抗日的一条出路，决定跟随前去，后又因为意外情况，母亲留在了龙胜。虽然处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失去了党的领导，生活都十分困难，但她从没失去信心，没有向困难屈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宣传抗日，尽力寻找党组织。在龙胜的小学，她和我们的父亲办补习班，除了教好文化课外，还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和在师生中联络感情，做些扎根串联的工作。母亲在讲课之余，经常根据手头所有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给学生讲国内外时事，激发学生的抗战热情，有时下乡到师生家中串联，或到乡村分校向青年灌输革命理论知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她的启发影响下，参加补习班的青年，后来大部分都参加了龙胜游击队，走上了革命道路。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为躲避国民党特务到处抓进步教师，父亲和母亲来到了桂林。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桂林形势也很紧张。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在华华书店工作的母亲曾帮助掩护过从龙胜小江暴动失败转移到桂林的雷琨，帮助工合桂林负责人刘士伟(后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逃脱特务的追踪。受过她帮助的人都永远记住她，而她自己反而忘记了。事隔20多年她与杨繁在广州见面，杨繁(时任《南方日报》副总编)对人说：“皮球(俞曼绰号)是我的救命恩人哩！我要好好接待她才行。”广州的老朋友说：你妈妈是个大好人，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她曾掩护和帮助同志脱险，救同志于危难之中，所以在广东的不少老同志对她是敬重的，大家都很惦念她。

    抗战时期，母亲在撤离广州途中参加了共产党，由于战乱，她又与组织失掉了联系。但是她不忘初心，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责任。解放后，她先后在妇幼保健院、市妇联、榕城公社、东江公社做妇女儿童工作，办托儿所、建保健站，下乡宣传新法接生，组织妇女抗洪抢险，关心残老孤儿。那时候，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完全顾不上家，加上父亲工作也忙，我们从小便自己煮饭，自己到学校报名注册，大的去给小的开家长会，大孩子带小的去看病打针……

    “文化大革命”前，母亲是食品厂的副厂长。“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扣上“叛党分子”、“特务”、“走资派”的帽子，被关到关犯人的监狱，屡遭批斗，扫厕所、抬石头，受尽折磨。虽身处逆境，她也没有动摇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即便是这样，她也没有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因为她经历过抗战时期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广州的惨状，经历过广州沦陷百姓大疏散，有着国破家亡的深切感受；经历过国民党统治桂林时期的白色恐怖，她切身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全国妇联工作的汪容之对“文革”中外调俞曼情况的人说：“她一贯热爱党和革命事业，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在白色恐怖猖獗时期，她和党员坚持到最后撤退。”

    平反后母亲恢复了职务，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跑设备，搞技术改造。她怀着对党一片忠心，锲而不舍，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母亲被重新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句口号，她即使失掉了组织关系，也仍然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为党努力工作，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她矢志不渝，终于以自己的奉献精神、为人民谋福利的实际行动取得了党的信任、群众的赞扬，重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广州的老朋友们得知后，都为她衷心祝贺，也被她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感动。她们说：尽管在一些人眼中你妈妈好像是个“傻瓜”，但我们始终认定她是我们的好榜样。

    母亲关心老人和妇女儿童，关心失足青年。离休以后，她和一帮志同道合的老人任劳任怨，多方奔走，克服各种困难，创办“少年儿童流动书摊”，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还动员社会力量为各小学建立“少年儿童阅览室”捐钱购书，各小学的课外阅读活动蓬勃开展，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俞奶奶”；她克服种种困难，创办桂林市铁西幼儿园，解决了铁西区幼儿入园难的问题。她赴穗探亲，见一帮广州老战友创办的岭南颐老会(为老人谋福利的群众团体)设有老年大学、俱乐部、公寓等，切实解决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养等问题，为老人安度晚年创造了条件。她立志要在桂林创建一座这样的老人乐园。说干就干，她和一批热心老龄工作的老同志共同战斗，既捐款，又出力，千方百计，日夜辛劳，四处奔走，各方呼唤，得到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终于批准立项，她毅然出任老年宫筹委副主任。1995年，一座5层大楼，设有电梯，集老年公寓、医务室、棋牌室、餐饮、演出厅、图书室、书画室，集老人活动、娱乐、学习为一体的老年宫终于在美丽的杉湖畔落成了！老人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都夸俞大姐又为桂林做了一件大好事！当年，老年宫把桂林市的老人都组织起来了，开展各种演出、比赛、参观游览活动，老年宫成了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依的中心。她还经常去看望工读学校的学生，希望他们自尊、自爱、自重，鼓励他们学习一门技术，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母亲离休后，满腔热情，发挥余热，继续为社会做贡献，党和人民给了她很多荣誉。1985—1989年连续五年被评为“桂林市优秀共产党员”，获桂林市、自治区的各种奖励无数，还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中国红十字会先进会员”等。1986—1993年期间，桂林市的学校、机关、工矿企业等单位，甚至外省市，都邀请她去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讲她的事迹。她每到一地，都讲理想、讲奉献、讲爱国，讲怎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母亲是个坚强、乐观，做事认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完全讲奉献的人，“不为自己谋私利”，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十多年来，她到处拉赞助，搞募捐，所得钱物全部拿去做好事了，她所担任的各项社会职务，全部是尽义务的。她每月领到的微薄退休金(后转离休)，东捐西送，她没有存款，经常向我们“借钱”去做好事，她把得到的奖金、稿费、物品、别人送的衣物，都捐给孤寡老人、农村儿童。她几十年如一日，无私奉献，把党的使命牢记在心，时刻想到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她说，我是共产党员，离休了也要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为人民多做点好事，这才是我最大的幸福，也是我最大的心愿。一个无钱无权的老太太，居然为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办了那么多好事，用她自己的话说，靠的是“一张嘴，两条腿”。其实，是靠她那无私奉献的心，是那种不畏艰难，坚持理想信念的精神！

    1998年10月，母亲因病不幸去世，遵循母亲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留骨灰，撒在高山青松树下。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谨以此文纪念母亲俞曼诞辰100周年！以表达我们对母亲深深的怀念，祝愿她老人家在天堂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