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永明　文/供图

    20世纪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史册上，镌刻着这样一个名字——— 竺可桢。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又名绍荣，字藕舫，浙江上虞人。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现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这位早年留美的气象学博士，以其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为中国自己的气象学研究和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以严谨的学风、坚韧的毅力，以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在气候变迁、物候学、农业气候、自然区划和科学史等方面探索了一生，也奉献了一生。

    竺可桢师承哈佛大学地学系教授华尔德、麦克阿迪，高徒有赵九章、叶笃正、胡焕庸等。

    殊不知，1938年6月到1940年1月，竺可桢在广西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

    一、桂林之行

    从《竺可桢的抗战年代》一书中，很清晰地看出竺可桢在广西的行迹：

    1938年6月30日-7月25日，泰和-南昌-长沙-汉口-桂林-衡阳-泰和

    1938年8月18日-9月25日，泰和-桂林-宜山

    1938年9月28日-10月4日，往返宜山-桂林

    1938年11月6日-11月10日，往返宜山-桂林

    1938年12月12日-12月31日，宜山-南宁-龙州-河内-昆明-重庆

    1939年1月1日-1月15日，重庆-贵阳-河池-宜山

    1939年2月23日-3月27日，往返宜山-贵阳-遵义-重庆-昆明。

    1939年5月2日-5月5日，往返宜山-桂林

    1939年6月9日-6月26日，往返宜山-贵阳-遵义-湄潭

    1939年7月8日-7月13日，往返宜山-柳州-桂林

    1939年8月5日-8月11日，往返宜山-桂林

    1939年8月30日-10月2日，往返宜山-桂林-重庆-北涪-乐山

    1940年1月3日-1月6日，往返宜山-桂林

    1940年1月12日-1月29日，宜山-贵阳-遵义。

    1938年9月，竺可桢等乘车经衡阳、桂林，于25日抵广西宜山。当时桂林是广西省会，为与省政府各机关联络交涉浙大办校事宜，在此停留多日，以后也多次奔波于宜山与桂林之间。其间与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多次相见，交谈办校选址和学术交流。

    竺可桢在1938年9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桂林　上午8点黄秉维偕叶左之来，遂偕至乐群社左近之蜀社，即四川会馆。现为科学实验馆筹备处，内分生物、冶金、物理、化学、矿物等五部，而地质研究所即在其内。晤仲揆，遇张更、时昭涵等。据仲揆云，骝先决辞职，傅孟真知为各所所长所不喜，遂荐三人于蔡先生，即吴政之(有训)、丁巽甫及任叔永。余谓三人均佳，但吴、丁二人素与政府无往来，将来取款不免困难耳。

    15点偕刚复至省政府晤黄旭初，适在开会，遇马君武及邱昌渭。据马谓，灵川地方极好，余有时间当往一察勘。出至文昌门内副爷巷中华职业学校晤杨卫玉，余等托其觅工人至宜山造校舍。

    1938年9月22日日记

    灵川　晨六点起。上午9点约刚复、亦秋乘四号车赴灵川。下午4点至江头洲后即遏束星北。江头洲外观颇丰富，而文文风极盛。周家自道光至光绪，凡四翰林，周觉予之伯父亦系翰林云。周氏祠堂颇大，颇足与江西之祠堂相伯仲也。在周觉予处略停后，即至田尾洲看徐家祠堂及观里村之新屋。此一带虽不及泰和之佳，但房屋整齐，民情朴厚。

    1938年9月23日日记

    7：45偕刚复、亦秋，由周炳干(觉予)之领导赴祠堂坪，即祠竹乡，祠竹有一中心小学(乃楼公祠所改建)可以借用，能容百人。10点偕周觉予、束星北、刚复、亦秋至九屋，乘船下水。此处有滩甚多，夏春可通载万斤之船。过一石灰岩洞，形如天然之桥，俗名龙岩。岩下有唐卫国祠，在此摄数照。

    1938年10月3日日记

    桂林　上午8点杨钰森厂杨德胜及复兴土木公司黄学诗代表萧君来。复兴公司近在桂林为省府建科学实验馆，而杨钰森则曾在柳州沙塘为广西大学建筑，故可谓均有相当经验。二家均自湖南来，愿往宜山一观。10点偕刚复出至桂林高中晤丁绪宝，渠方在计划物理实验制一量尺，颇饶兴味。

    12点出，偕丁、胡、华景行至东坡吃点心。据丁谓，桂林高中有学生1200人。晨4：30起，5点上课至7点，8点早餐，9点至12点在野外避日机。13点至17点上课，18点晚餐，一日仅二餐。最近始于12：30加一餐稀饭云。

    二、宜山建校

    1938年11月1日，浙江大学在桂北宜山标营大草棚餐厅举行开学典礼，竺可桢发表《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之演讲。在演讲中，他介绍了王阳明的生平，说明他不仅是浙江的先贤，而且在浙大用作校址的吉安、宜山都停留讲过学，可以说浙大正走着王阳明当年走过的路。王阳明一生几次受到重大打击而处于危难环境中，但他能经受艰苦磨难而成就大业并成为大学问家，这又和浙大在日寇侵扰下要在恶劣中磨难，完成教学与科研任务的情状相似。竺可桢认为王阳明是浙大人学习的榜样。他推崇王阳明倡导的“知行合一”思想，“把知行打成一片，不容学者稍有苟且偷惰之心”。他认为“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标尺。从近代科学来讲，一方面在于真知灼见，另一方面又在于将其付诸实践。

    宜山古称庆远，是刘三姐的故乡，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城，也是广西八大城市之一。它位于广西中北部，距工业重镇柳州80千米。北城边有自西向东流的龙江，至柳州合并于柳江，可以通航。当时，有不少单位迁至宜山，顿时使宜山热闹非凡。浙大迁到宜山后，以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竺可桢常在这里办公；以文庙、湖广会馆为礼堂、教室，并在东门外以标营盖草房为餐厅、教室和宿舍。教授们分住城内各处，竺可桢租住西一街32号(现为新华书店)。

    在浙江大学三迁中，师生眷属就有千余人，有老有少，图书、仪器和行李达200余吨、2000多件。竺可桢充分估计行进中的困难，除事先亲自踏勘外。还对人员迁移进行严密组织，专人带队，精心安排，分批出发，还备有保健人员及接待站等。他对财物的安全也十分重视，安排分批装运，并派专人押运。他随时掌握运输进程，随时指挥调控，还帮着联系运输工具等。所有这些，在竺可桢的日记中都有记载。

    1938年10月23日广州沦陷，三水一片混乱，枪声四起，学校电嘱押运人员改走衡阳一路，但押运学生坚持走三水。为避敌机，学生弃船而走，任其漂泊，幸亏学校追寻职员及时赶到，才将货物运至肇庆脱险，几经周折，运到宜山。其他几批图书、仪器和行李，经竺校长费尽心思，多有周折，也最终运至宜山。由于竺校长指挥得法，师生员工亲密合作，绝大部分仪器设备、图书行李未有损失，物理系连玻璃器皿和米突尺都未损毁与丢失一件，这在迁校的几所高校中也是极为少见的。

    宜山古城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环境清静，是个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但城内无电，师生们用小油灯照明，吃、住、行比较分散，学生宿舍及餐厅是自盖的草房，生活十分艰苦；上课没有桌椅，只好站着听课，用鸡肠带挂块小木板搁腰里记笔记；更有甚者，许多师生受过恶性疟疾(瘴气)的洗礼，仅仅1938年10月至12月初得过此病者已多达200人，有的甚至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1939年6月7日，竺可桢在日记里又记述：浙大学生自来此后，患疟者已达三分之一……江西一年级熊大鸾忽患疟症去世。

    1938年10月21日、25日，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后，敌机的骚扰和轰炸更加频繁了，师生们正常的教学活动难以为继，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1939年2月5日，竺校长等去太平乡慰问难童，有18架敌机在宜山标营上空来回盘旋，投弹118枚(其中1枚未炸)，炸毁标营浙大宿舍8间、大礼堂1座、教室3座14间，办公室、体育室、阅览室等都被毁烧，唯一的一架钢琴也被毁。由于竺可桢平素强调防空，教育有方，师生眷属除3人受点轻伤外，其余均安然无恙，但有122名学生的被服全化为灰烬。时值年关，除学校拨专款救助外，师生们友爱互助，捐衣送物。竺可桢亲送丝棉袍1件，其他衣服3套，以使受炸财物的学生渡过难关。此后，竺校长一面向教育部要求再次迁校，拨发迁校费，对初拟云南建水校址、路线作些勘察：一面寻找宜山县郊坝头村一带新建简易校舍，以便尽快避于乡间上课。

    三、“求是”校训和校歌

    在宜山14个多月的办学过程中，有很多值得记述的事情。限于篇幅以下介绍几个重要事件：

    1938年11月，竺可桢在广西宜山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竺可桢在日记中表示：“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求是来源于王阳明的文字‘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唯求其是而已。”“求是”的英文是faith oftruth与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文veritas)异曲同工。

    1939年2月，竺可桢在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再次阐释“求是”。“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竺可桢提议并决定以“求是”为校训后，并请马一浮撰写校歌歌词。不到2周，歌词写成。《浙江大学校歌》：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已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熔。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竺可桢又请中央音乐学院应尚能教授谱曲。第二年8月14日，在柿花园，竺可桢请各院院长听回声歌咏队等进行试唱。1940年春开始，全校师生都学着唱校歌。此后，每周早会(时称纪念周)或纪念性集会等，均全体齐唱，训诲良深。几十年来，浙大一直传唱校歌，从宜山龙江边，唱到遵义城头；从湄江河畔，唱到西子湖滨；从书斋校园，唱遍五湖四海……马一浮颇费一番心思所作的校歌，歌词含义深邃，有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和“求是”精神，对于鼓舞师生奋发向上、坚定信念、学以致用起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古奥难懂、难以上口、缺乏活泼创新之缺陷。在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前夕，学校曾征集师生员工及校友创作新校歌，但多意蕴浅薄，故没有改动老校歌。马一浮除了在宜山作校歌影响深远外，还续讲“理气”和“知能”，共计6讲，均收入《宜山会语》，基本反映了马一浮的哲学思想体系，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四、义卖劳军

    在举校西迁的日子里，竺可桢始终把救亡图存作为自己神圣的责任。他多次在文庙、体育场等地作抗日形势演讲和抗战必胜的精神动员报告，大力鼓励与支持学生自治会和话剧团等社团在街头演出、大唱革命歌曲及进行抗日宣传和演讲；他支持学生文艺公演，有时还前去观摩。1939年4月，浙大师生参加宜山各界抗日宣传周，负责游艺和墙报，受到广泛的好评。1939年5月30日，为了纪念“五卅惨案”14周年，由学生公演三个独幕剧《黎明》《三江好》和《破坏大队》大大鼓舞了师生和市民的抗日救国的信心。

    义卖和劳军是浙大师生抗日支前的一大亮点。在宜山的14个月里，浙大学生举办过4次义卖活动。在义卖时，学生们高唱抗日救亡曲，演话剧和京剧以助兴。浙大话剧社演赵慧深编的三幕话剧《自由魂》。竺梅陪父亲竺可桢看演出，只见看演出的人很多，特设5元一票的荣誉席都坐满了。开演前，竺可桢演讲盛赞前方战士英勇作战，并表示将上次文庙义卖所得1700元捐出，表达浙大人对前线勇士们的心意。竺可桢还捐出了张侠魂生前珍藏的12件物品，如汕头绣花台布、绣花夹、阳伞、生活日记本、网球、盖缸、寒暑表、手杖、袜带、玻璃球、闽漆花盘(对)及番茄酱，并花了10元买进一盒积木、一根表链(价值不过二三元)。1939年11月19日，在文庙又举办了一次大义卖，竺可桢又捐了99件物品。1939年5月8日，浙大学生捐款援助第七中山伤兵医院购买蚊帐，竺可桢带头捐款30元，以表心迹。

    在宜山期间，浙大学生自治会曾3次赴前线慰劳军队，其中以1940年1月8日1940级、1941级和1942级同学77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规模最大，团长潘家苏，副团长庄自强。他们去慰劳著名的昆仑关战役的前线战士，颇感自豪和荣幸。出发前，竺校长亲自授团旗，并勉励同学们以浙大人的好形象出现在前线。服务团到大塘时，正巧遇上去前线视察的蒋介石，也有训话嘉勉。到宾阳前线，10余天中，同学们护理伤病员、分送慰问品、用日语唱《日本的兄弟》及进行演出等。有一天，在前线慰劳军队的同学为躲避日机，四下隐蔽逃散，一阵轰炸后发现一名同学失踪，大家以为他已遇难身亡。回到遵义学校后，同学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过了几个月，他却绕道后方，只身回到学校，同学们都为他的“起死回生”喜极而泣。

    五、不忘启民

    宜山地处柳州以西80千米，当时人口25万。宜山山峰秀丽，清澈的龙江从西蜿蜒而过，水陆交通堪称便利。但这里的瘴气、大脖子病随处可见，多是缺碘造成的。所有这些，曾一度困扰着竺可桢的思绪，令他忐忑不安。更使他不安的是那里文化落后，文盲比比皆是。于是他与学生会负责人商议，决计为宜山人办一件好事。不久，文庙开光了，但它不是香火的缭绕，也不是僧人的诵经声声，而是白天供浙大师生教学之用，夜晚气灯高照供夜校班上课。夜校办得很红火，有识字班、成人班，开一些常识、算术、练字、珠算等课程，还教唱抗日歌曲。办公之余，竺可桢还到教室看望师生，关心夜校的教学，受到宜山市民的称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竺可桢不仅关心学生的文体活动，还关心宜山市民的文体活动，浙大经常开展篮球比赛，推动地方文体活动的开展。学校特许宜山高中生旁听大学课程，并创设实验小学，安排教职工子女及附近学龄儿童入学。浙大农学院师生还去郊外指导农民耕作技术，参加收割劳动。在标营农场，还举办了缫丝技术表演等，为促进地方养蚕、丝织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